青山依舊
作者黃信眾
一、
年過八旬的二叔退休前是師大中文系的教授,最近熱衷于寫回憶錄。他記憶中故鄉似乎已經模糊了,許多人物和事件需要我去找資料或回鄉下老家找人來印證。
閩江中游一條叫梅溪的支流上,大山深處的小山村離江水浩蕩的閩江還有一百多里地。可是,二叔在他的回憶錄里說,每年中秋節前后,閩江里有一種魚,會繞過溪河的各種深潭淺灘,洄游到老家的小溪流上。他與小伙伴們一起只要拿著網兜,只需守在溪邊的石頭上,一上午就可以撈一網兜的魚。
你糊涂了吧。我說,這幾乎不可能,你說的那條溪流上筑著不少的攔水壩,大小水電站密布,哪里還有什么魚能夠游得過來呢。
二叔遺憾地說,再不用多久,這些溪流很快就會干涸的,河床上會長出芒草和榕樹。他卻又天真地問,你說,那些魚們都到哪里去了呢?
那些魚們自有它們的去處。但二叔沒有料到,河床并沒有像他說的長出芒草和榕樹,而是變成了污水溝。我拍了一些照片給他看,滿是淤泥的河岸邊都是一叢叢竹子,遠遠地看去,好一派的田園風光。而實際情況是前年的一場山洪爆發,河岸邊的竹子紛紛倒下,被洪水沖刷著堵在橋梁的泄洪孔上。咆哮的洪水著沖上河堤,將幾萬人的集鎮全部浸泡在洪水中。百年不遇的洪災,造成奪取了七十多人的生命。
二叔在回憶錄里寫,哪一天,這條河流上的攔水壩被沖毀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小水電拆掉了,閩江里的魚就還會認得洄游的路,自己會游上來的。他說,我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兒孫一輩或許可以。
在電話里二叔問我,還記得嗎,我們老家門前那條河里,經常有漁民駕著鸕鶿捕魚。你小的時候,常常讓我帶著你們姐弟去河邊看鸕鶿。現在捕魚人駕著魚排,捏著魚鷹脖子抓魚的場面還有嗎?他問我,卻不要我回答,自顧自地說話,仿佛一停下來就會忘掉似的。
“村口那棵老榕樹還在嗎?“他停住了,不知道要說些什么,或者是聲音梗住了,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說,那棵榕樹很老了,靠近樹根處有一部分樹干都已經空掉了,有個村民在樹洞里養了一只豬。你相信嗎,一只豬養在一棵榕樹的樹干里。
他要的不是我給的答案,自顧自地說,我五歲那一年,日本人來了,福州淪陷以后,你奶奶帶著我們兄弟姐妹四人從福州回到老家避難。那時候,有許多東北人也逃難到這里,我們學著他們的樣子,唱九一八、九一八,那個苦難的時候。圍繞著大榕樹,一圈又一圈的轉。轉著、轉著,引來了許多孩子也跟著我們一起走,后來又跟來了外鄉的東北人。隊伍越來越長,我們走出了村口。到鎮子上時,已經不是小孩和外鄉人的隊伍了,聚集了好多人,有人喊口號,一呼百應,打日本、打日本。
你奶奶當時還在縣里受過訓,在村里組織了民兵后援會。我記得,那時候,“宗廬”洋樓的廳堂正中央還掛著一塊匾,寫著“教導有方”四個大字。
“宗廬”洋樓?不是“震云”土樓么?我有些疑惑,從小到大,鄉里人都這樣稱我們老房子,那一座三層樓房在當地有些鶴立雞群,儼然是一個地標性的建筑物了,至今人們還把門前那條小路叫做“震云路”。
才不是什么“震云”土樓呢,那是我父親蓋的房子,他的名字后面是“宗“字,“宗廬”,是“宗廬”。震云是我伯父的名字。二叔在電話里的聲音有些激動。
我問,你說的伯父是那個叫震云的土匪么?
怎么是土匪呢,再不濟也要稱作草莽英雄。那個年代,群雄并起,軍閥割據,哪一個又不是土匪呢?我伯父可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雖說落草為寇,但從來沒有作惡鄉里,他的手下有一千多人,五百多桿槍,還有戰馬幾十匹。抗戰開始后,被國軍收編為正式隊伍,是有番號的部隊。樓是我父親蓋的,名卻是“震云“出的。那座樓是我父親從南洋回來,模仿著洋人修的房子設計的,我母親以前認識希伯來文呢,那座樓是洋樓。
可是,我在縣志和地方史里查到的資料都說你伯父震云是土匪呢。
土匪?只是后來內訌中,趁亂將他殺死的那人參加了革命,這才成了別人口中的土匪。你不許這么說。
與二叔的談話中,我記憶中那座三層洋樓的模樣,漸漸清晰起來。我在寫這段文字時,坐在青云山景區附近一座農家小院里,臨窗眺望不遠處的青山綠水,腦海里浮現出二叔回憶錄里那個是非不分的年代,期間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被各種傳說混肴視聽。我不想用固有的成見去判斷,只想把真實的歷史,全面地展現出來,是非成敗只有公論。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二、
清末民初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家族在當地可算是殷實人家,單看現在留下來的這座洋樓,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家住的。
得益于戴云山脈豐富的高嶺土,祖上歷代燒造日用瓷器。到我祖父手上,有全縣最長一條燒瓷器的龍窯,最興盛的時雇工多達七、八十人。解放后,縣第二日用瓷器廠用的就是當時留下來龍窯。我父親在福州經商,我母親的娘家也是當地的鄉紳。母親同我說過,父親在迎娶她的那一日,為了與另一個同一天辦喜事的土豪斗富,在鄉里擺宴席,大宴賓客。喜宴從娘家到婆家路上每逢人家便擺一桌,足足有二百多張呢,這還不算自己祠堂里的一百多桌宴席。在當時,這是多么大排場啊。難怪母親說,一輩子的福氣在那一天都享光了。
這樣的人家,伯父怎么可能平白無故地落草為寇當土匪。
父親告訴我,那時候伯父有兩個在歃血為盟的拜把子兄弟。三人學著三國里的劉關張,在村口那棵老榕樹下焚香立誓、喝血酒結拜異姓兄弟,我伯父叫黃震云,另一個叫陳有奪,還有是張耀圃。在一次村莊之間爭奪水源的械斗中,伯父和陳有奪兩人失手將對方一人打死,被官府通緝而躲到山林深處,由此漸漸聚集了一伙人,后來的勢力漸漸壯大,竟然成稱霸一方的地方武裝。最盛的時候,曾經控制了福州十邑的一半地盤。這期間,會不會有一些打家劫舍的惡行呢,想必也是少不了的。
大約在民國二十年,這一伙人被國民黨軍隊收編了,成立了一個獨立旅。伯父是旅長,讀過幾年私塾的張耀普當參謀,而斗勇好狠的陳有奪是獨立旅下唯一個團的團長。那時候,閩南漳州一帶正有共產黨組織活動,獨立旅接受任務南下去“剿匪”。部隊行軍到永春縣境內,抗日戰爭爆發了,福州淪陷。是繼續南下“剿匪”,還是北上回福州與當時的國民黨十九路軍一同抗戰,這三個人的意見發生了分歧。
八十多年前,永春牛牯嶺大山深處的那一夜到底發生了什么,至今是個謎。最終的結果是,伯父被害,部隊一分為二,一部分人由張耀普帶領著南下,一部分由陳有奪帶領著去了龍巖,后來上了井岡山。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張耀普從臺灣回來。我見過他本人,他的回憶是我伯父要回福州抗日,而他則執意去漳州“剿匪”,少部分人跟著陳有奪西去龍巖、漳平一帶,成了后來的紅軍。我伯父是被他手下的一名副官逼迫著生吞鴉片,捆綁在水車的輪子上折磨死的。
張耀普回來后,看到陳有奪現在家大業大,很不平。他發誓說,只要陳家還當權,他就不會回來大陸。他還說,要為我伯父正名。
土匪?有這樣一腔熱血的土匪,他不是你的恥辱,孩子。二叔在電話里的聲音聽起來有些顫抖,又像是在戲臺上朗誦。
抗戰勝利后,臺灣光復。我父親后來也去臺灣,卻和這些事無關,他是生意人。他的去留完全是為了一段婚外情。當然,那時候是允許納妾娶小老婆的,或許并不能稱作婚外情,但在我母親眼里卻是不折不扣的。她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父親卻為了那女子,拋下一家老小,去了臺灣。解放后,他想回也回不來了。
文革中,我們家以為這個所謂當土匪的伯父和去臺灣的父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經歷過很多磨難。我想,我父親這一輩子都不會心安的。
聽二叔在電話里一口氣說完后,我去縣圖書館和縣志辦找過有關的資料。關于那一段的史料并不很多,但在地方黨史資料里找到過陳有奪口述,別人整理的文字。在陳老紅軍陳有奪的口中,黃震云是一位作惡多端,橫行鄉里的土匪,而張耀普則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國民黨特務。至于陳有奪本人則是有覺悟且英勇的地下黨。在永春牛牯嶺深山老林里那一夜,他們之間發生的激烈的爭吵。黃震云要將部隊拉回老家,繼續稱霸一方,張耀普則是一心要執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去漳州圍剿共產黨。只有他執意要帶領部下參加革命,去閩西蘇區投奔工農紅軍。負隅頑抗的伯父最終被部下槍斃,而他則帶領著部下組成新的游擊隊,最終在閩西加入了工農紅軍。
三、
為了查閱到更豐富詳實的歷史資料,我找到了當時采訪老紅軍陳有奪的縣志辦退休干部老魏。老魏二話不說,就將他與陳有奪之間的談話記錄原稿給我。老魏說,這些陳大爺的原話,我做了詳細的記錄,并且都經過重述一遍,核對過,應該不會錯。
我如獲至寶,回家后慢慢翻閱老魏的采訪筆記。記錄本里老魏規整的文字下,離休老干部陳有奪的敘述卻顯得顛三倒四,時空錯亂,甚至許多處還有明顯的邏輯錯誤,語焉不詳。我佩服老魏的耐心,花了不少時間才捋清楚期間的脈絡。
在老紅軍陳有奪的口中,事情的經過大體上是這樣的:
解放前,陳有奪等不堪忍受地主惡霸的壓迫,與同鄉黃震云一起揭竿而起,拉起一支隊伍劫富濟貧,反抗地方惡勢力。剛開始,陳、黃兩人兄弟同心,一呼百應,得到很多貧苦人民的支持,隊伍迅速壯大。特別是在1928年、1929年,他們成功地攻打了縣第五保衛團,繳獲步槍三十多支。在襲擊了縣第二保衛團駐地之后,第三保衛團的孫老黑一隊人馬聞風喪膽,自動投奔他們。
隨著國民黨南京政權的穩固,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黃震云接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招安,被委任為縣保安隊隊長,伙同當地的省防衛軍司令張耀圃,控制了傀儡縣長劉繼洪,把自己當作“土皇帝”,竟然自行制定稅則,以“籌餉自治,保境安民”為題,擅自頒布“王法”:農村按人口納貢銀兩,要現金不要實物,士紳商戶按門面和財產攤派,每戶需繳大洋三五百元不等,規定期限內交不上的就當作違抗法令。那一年,正逢三都、六都等鄉村鬧災荒,農民手里日食難度,哪有剩余銀兩納稅。于是,他便大肆捉拿人質。有一次,在三都村一次性捉拿了二十多人,把他們關押在水牢里。一些人因為關押時間長,腿腳都生蛆了,他也不肯放。陳有奪出于同情心,私下里為人質們說清,自掏腰包替每人交了20多銀兩,才被放出來,還有一人慘死水牢中。
不僅如此,黃震云還縱容手下為非作歹,打家劫舍,欺壓百姓。有一次,黃震云的堂弟黃震易私自帶一隊人馬,去山墩村搶劫,當地的百姓聞訊紛紛逃到山里躲避。這一伙人惱羞成怒,竟然一把火將整個寨子燒毀,其中還有兩個逃離不及的老人被葬身火海。陳有奪對黃震云等人多次諍言相勸,老百姓對他們更是敢怒敢言,都盼望著那一天工農紅軍來解救。
抗日戰爭打響后,蔣介石反動政府不去積極抗日,反而是以“攘外必先安內”為由,將當地的駐軍張耀圃,以及黃震云的保安團一并派遣去閩南漳州一帶“剿匪”,圍剿工農紅軍。行軍途中,陳有奪、張耀圃和黃震云三人發生巨大的意見分歧,陳有奪代表一部分有覺悟的人,極力反對南下漳州,張耀圃則是一意孤行要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黃震云則是意圖要將隊伍拉回老家,繼續為非作歹,稱霸一方。行軍到永春牛牯嶺時,陳有奪當下決定與黃震云他們分道揚鑣,西去江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投奔工農紅軍。一心要回老家的黃震云與他自己的堂弟黃震易發生內訌,被軟禁在一處陶土工棚里。黃震云自知大勢已去,吞服了大量的鴉片自殺身亡,而他的堂弟也被當地的農民捕殺,剩余的游兵散勇一部分追隨張耀圃去了閩南,大多數都做鳥獸散。至此,官匪勾結、稱霸一方的“土皇帝”黃震云,結束了作惡多端的一生。
我翻閱著老魏的記錄本,對其中好幾處語焉不詳的地方,心生疑竇。如果說黃震云一伙是官兵勾結的土匪,那當時的陳有奪在其中充當了怎樣的角色,永春牛牯嶺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么。現在看到這些,都只是代表官方的陳有奪一面之詞。而歷史上從來就是成王敗寇。合上記錄本,我起身走到窗前,朗朗的夜空中,高懸著一輪明月,月亮外廓籠罩著一圈巨大的光暈,不遠不近的一些云朵竟然也被夜色弄得朦朦朧朧,月暈是大風天氣的預兆。我想,許多歷史事件也像這朗朗乾坤,偶爾飄來一朵白云,或是一朵烏云,總難得以真實的面目展示出來,有待哪一日來一陣狂風將其吹散。但又想,人們也未必真想知道真相,甚至害怕真相的顯現,習慣在朦朦朧朧中觀察歷史的天空,難免還有人從中受益。
于是,我拿起電話,按下了二叔家的號碼……
四、
二叔接到我電話時,正在整理回憶錄里的部分章節,聽我說了從老魏處拿到的采訪筆記本的事。他說,你剛才提到的那個省防衛軍司令張耀圃,我很熟悉,現在的名字改為張耀普了。
二叔說,九十年代初,張耀普從臺灣回鄉省親。那時,他在臺灣做的事業很大,好像是中央日報社的高層人物,是省里的重要統戰對象,陳有奪當時已經退居二線,是廳局級的巡視員,到處說他們之間是有歃血之盟的把兄弟,但并沒有見過面。倒是我叔叔一直陪著張耀普,一同回鄉探親訪友。
二叔說,以前在我父親留下來的老照片里看到過張耀普,第一次看見他本人時,覺得與之前看到過照片里的人還是一樣英武帥氣,雖然已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但眉宇之間還透著一股英氣,整潔地梳著大背頭,還抹了發油,戴著一副金絲邊框的眼睛,增添了一份儒雅。
二叔說,當時,張伯伯與我談了很多記憶中鄉村的事,有時候說著說著老淚縱橫。有一部分是關于在當時與我伯父以及陳有奪之間的事,我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做了錄音,明天你來我家取走,留給你保存。
第二天正好是休息日,我一早開車去省城看望二叔。二叔給我的錄音帶里,張耀普蒼老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
我與你伯父還有陳有奪很有緣分,三人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小時候,我們三人經常模仿三國演義里的劉、關、張,在村口大榕樹下做“桃園三結義”,拜把兄弟。我們稱之為“榕樹下三兄弟”,立下誓約要同生死。你們家祖上就是燒瓷器的,家境很好。我父親是清朝末年的舉人,時運不濟,沒有得到應有官奉,只好在家開辦私塾,做孩子王。陳有奪家最貧寒,他父親曾經是你祖父瓷器廠的燒窯工,但家里也有一畝三分薄田。
我們三人同在我父親的私塾里上學,你伯父最是仗義疏財,出手闊綽,常有一大幫孩子簇擁著,他也把自己當作大哥的模樣,我們都服他。三人中,雖然同年同月同日生,拜把子的時候也按時辰分出大小,你伯父是丑時生排老大,陳有奪的是寅是生排老二,我是午時生行三。
民國二十九年,我考入了福建省陸軍軍官學校,去福州上軍校。在我去上學前,三人在大榕樹下分別,沒想到從此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是在這一年,你伯父和陳有奪兩人一起參加了一次與鄰村爭奪水源的械斗,這種械斗在當時幾乎每隔幾年就發生一次。那一次械斗出了人命,對方村民有一人被打死。你伯父與陳有奪嫌疑很大,一同逃到與尤溪、古田交界的深山里躲避。后來,他們與當地的山民和打獵隊一起聚成土匪,控制了附近十多個鄉村。
而我考上的福建省陸軍軍官學校后來合并入了黃埔軍校,作為第六期的學員畢業,那一期的學員有三千多人。我畢業后就擔任了排長,也帶著十幾名士兵。當時,你伯父和陳有奪,記得還有一位黃家易的可能是你的族親,另有一位陳有奪的弟弟陳增泉,他們一伙大約有一千多人。這樣的武裝力量影響很大,影響范圍涉及福州十邑的一半以上,包括閩侯、古田、尤溪、永泰等,而且還四處招兵買馬,壯大他們隊伍。那時候,我每個月領到的軍餉只有十二元,而他開出的條件,一個帶一桿輕機槍的士兵竟然可以領到七千元錢。
陳增泉可能私下里與黃震易有勾搭,他的小老婆就是黃震易的妹妹。兩人常常打著你伯父名號去打家劫舍,有一次還搶了六都一家教會醫院的馬,強迫一個叫海門微的女醫生上門為陳有奪的老婆看病。就是那次事件,引起省城天主教會神父的強烈抗議,差點鬧出外交糾紛來。
民國三十五年,我被派駐地方,任命保安團團長。而你伯父的地方武裝也被國軍收編了,是個有正式番號的部隊,軍銜還比我高,是個補充旅旅長。那一年,閩南漳州一帶有共產黨鬧革命,我受命與你伯父的補充旅整合,一同帶領部隊去閩南漳州一帶剿匪。
在永春境內,我們的“榕樹下三兄弟”又相逢了。可也正是那一年,福州淪陷。省城有許多學校西遷我們縣境內,但日本人的軍機還是追蹤,肆意轟炸無辜百姓。我們行軍到永春牛牯嶺的那一天,日本飛機轟炸了家鄉的白云渡口,我們聽聞了慘狀后,都義憤填膺。你伯父要立馬帶部隊回老家抗日。我不同意,我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認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要南下去剿匪。
記得當時我對他們二人說,現在你們已經是有組織的軍隊了,不再是從前的游兵散勇,不能再任性妄為,一切都要服從上頭的命令。
而你伯父卻說,國難當頭,不去抵抗外敵,反而打自己人,這是本末倒置。現在,家鄉的百姓正在被日本人凌辱,我們卻扛著槍剿什么匪。什么土匪,這些人不就是從前的我們嗎?
而陳有奪也有不同的意見,他堅定地認為這時候外有日本人入侵,內有國共爭斗,正是發展壯大自己勢力的好時機,他要帶領部隊去閩西后方。
我看得出,他們這個部隊雖說是一個旅的編制,可是就只有一個團,陳有奪還是這個團的團長,你伯父這個補充旅旅長是個空的銜頭,還不如陳有奪有實權。
陳有奪這個人話不多,卻帶著一股狠勁,很得到他黃家易、陳增泉和其他手下的擁戴。我只好自己率兵繼續南下漳州。就這樣,我與他們二人再次分道揚鑣。沒想到,我帶領自己的部隊走后,他們兩人各自的派系里發生了內訌。陳有奪將你伯父囚禁在一個陶土場里,就是那種用水車帶動木槌砸土塊的簡易廠棚里,讓他的弟弟陳增泉帶人看守著,自己帶人經過漳平,去了龍巖,也可能就是他說參加革命的開始吧。而黃家易則在當地一次搶劫中,被人捕殺。
錄音機里聲音停了一段時間,我以為是卡住了,可是錄音帶還在繼續走,張耀普繼續說,聲音有些沙啞:
那天夜里,我越想心里越不安。清晨,天還沒亮,我就帶著幾個士兵返回牛牯嶺。我在一處簡易陶土廠房里找到了你伯父,他已經死了。整個人被五花大綁在水輪車的車輻上,水流帶動著水車輪還在不停地轉動,木槌一下一下地打在土坑里,發出咚、咚、咚的聲音,就像捶在我自己的胸脯上一樣。
聲音似乎哽住了,斷斷續續地又說: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一幕。我把他從水車輪上解下來的時候,冰涼的身體已經僵硬了,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只剩下那手臂上的一條深深的疤痕才能分辨出來,那道疤痕是我們三個一起歃血為盟時割破的,他的那一道很特別,又深又長,結了黑黑的一到疤。
再次略作停頓后,又聽見他說:
這次我回大陸,聽陳有奪對外說,與我有歃血之盟,是把兄弟。說什么“遍插茱萸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哼!可我恨死他了,他今天在大陸家大業大,我只要有他一天在,我就不會再回來。有這樣的把兄弟,還混得風生水起,是一種恥辱。
錄音帶還在轉,聲音卻又停住了。我開著機子,一直將錄音帶播放完,也沒有再聽到張耀普的聲音。難道就此打住了么?后面似乎還有一些話要說,怎么沒有錄下來呢?
我將磁帶倒回過去,又聽了一遍。忽然間,一個“海門薇醫生”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我想起,曾經在圖書館里看到過一本《海門薇醫生在中國》的書。
五、
在圖書管理員的協助下,我找到了這本《海門微醫生在中國》。
作者RuthV.Hemenway,1894年生于馬薩諸塞州威廉斯堡一個農民的家庭。她靠打工從波士頓塔夫脫醫學院畢業。在醫學院的第三年(1920年),她聽了中國醫生石美玉的報告后,決心到缺醫少藥的中國,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了去中國,茹絲成了美以美教會的醫療傳教士,于1924年1月抵達福建一個很貧困的山區縣六都善牧醫院。海門微醫生在這個貧困落后的地方為病人服務了12年后,于1936年到南昌行醫。后來由于日本侵華,她未能回福建山區,而是奉命到了重慶去搶救日本空襲造成的傷員。由于在工作中積勞成疾,茹絲于1941年回美國治療。由于身體和家庭的原因,她沒有再回中國。
她一共在中國服務了18年,后半生在家鄉行醫,業余時間學了水彩畫,描繪她在中國看到的景象。
她于1974年去世,享年80歲。她的回憶錄是德雷克教授根據她的日記整理出版的。
在我看來,這是一本書具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作者用冷靜、細膩的筆觸展示了福建鄉村濃郁風俗民情,包括我尚存在記憶中的婚喪嫁娶禮儀,還有一些當時社會凄慘的圖景。這些場景,有的是來自于愚昧和無知,有的是來自于土匪的侵擾,也有是軍閥混戰,日寇的暴行。在她筆下淳樸善良的山區農民,選擇逃避、忍耐和沉默,從中也孕育著一股巨大的能量。
在這本書里,我找到有關集官匪于一身的黃震云資料。海門薇醫生描述了自己見到黃震云的過程,她完全顛覆了我印象中的橫行霸道,作惡多端土匪頭目形象。讀者諸君若有興趣,可以自己找來此書一讀。這里,請允許我發揮小說家的想象力,從一個外國女醫生的角度來腦補一下時的情形。
來福建這個貧困落后的山區工作,已經有五個年頭了,這里情況遠遠要比我之前想象的要艱難的多。人們最大的困擾還不是生產力的落后,這并沒有什么,他們已經習慣于這樣男耕女織的生活,而是政府的腐敗無能。由于軍閥混戰,人們不知道哪一天又是哪一方占了上風,可謂是“城頭變幻大王旗”,還有就是當地土匪的襲擾。
與政府軍分成好幾個派系的軍閥一樣,這里的土匪也有好幾股,各有自己的地盤,人們更是“談匪色變”。而最大的一幫土匪來自隔壁鄉村十一都黃震云一伙,據說有一千多人,個個窮兇極惡,十分殘暴。醫院也未能幸免,那匹為我服務的蒙古馬就是被他們搶走的。這里的孩子要是啼哭,大人們就用“黃震云來了!”來嚇唬他,要想不受侵擾,除非自己也上山當土匪去。
有一天,我的醫院受到了一封來自十一都黃震云土匪的信件,要求我去他們那里為其治病。以前也曾經為土匪治療過傷病,但都是他們自己送來的。現在要我上門為他們治病療傷,說實在的心里很是恐懼和害怕。還有那位傳說中窮兇極惡的土匪頭目黃震云,單是一聽到他的名字,就讓我眼前出現一個魔鬼一樣的人物,簡直不寒而栗。
可是如果不去呢,教會醫院會遭殃嗎?我想起了那匹蒙古馬,他們可不管你是上帝派來與人為善的。我猶豫不決,拿著信件去問漢語老師徐先生。徐先生也是十一都人,我想他可能見過黃震云本人,甚至與他們有交往。徐先生不做可否,但表示如果去的話,他可以做我的陪同。這讓我放心一些,畢竟是他們請我去,而且是為他們服務。最重要的一點,在我的眼中不應該有什么土匪或是百姓,只有病人或是健康的人。
在徐先生的陪同下,我乘坐滑桿翻過那座高高的柯洋山,到了土匪的住所。這是一處教會建筑,當地人叫“真神堂”,被黃震云他們霸占了。走過一個長長的回廊,我被帶入一個昏暗的房間。才到門口,我就聞見一種濃烈的香味,我熟悉這種味道,它是鴉片。
走進房間,只見一張床上放著一張矮桌,桌上有一盞燈,一左一右躺著兩個人,懶懶散散。床前另外站著一個人,拿著吸鴉片的煙槍為他們燒鴉片。并沒有人來招呼,我只好在旁邊站立著,猜想著眼前這兩個面黃肌瘦,略帶病容的小老頭,哪一位是傳說中的黃震云。過一會兒,走了一位,上來一位鼻梁塌陷,面貌丑陋的人,半躺半坐地靠著,燒鴉片的那人很謙卑的彎腰遞上煙槍。整個房間里煙霧繚繞,他們誰也不說話,我就呆呆地站在一旁。
就這樣持續了大約有一刻鐘,房間另一個側門打開了,光線一下子照亮屋子。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后面跟著一群人,分別站在兩旁,每個人都身體筆直。由于是逆著光,我并沒有很清楚地看到這個年輕人的樣貌,徐先生在一旁介紹說這就是黃震云。
這樣一個年輕人,我猜大約年齡與我相仿。一開始,他講的是本地白話,通過徐先生翻譯給我聽,問一些路上情況。我們兩人都看著徐先生,一人一句對話。后來,他直接用漢語對我說話時,眼睛似乎不敢直接與我對視,神情有些害羞,說話時還臉紅,手腳無措的樣子。特別是看到我注視著他時,年輕人居然低下了頭,用手不停地在脖子后面摸來摸去。
這讓我感到很意外,看著眼前這個來年輕人,一點與撒旦魔鬼聯系不起來,我卻想起了威廉斯堡鄰居家的弟弟。倒是他旁邊站立著另一位年輕人,繃著臉,面貌有些兇惡殘忍,手里不時還按著腰間綁帶上插著的一把手槍,好像隨時都要拔出來的樣子。
黃震云本人并沒有受傷或生病,他要請我吃飯,怕我不來,便說是要治病。一張四方桌,他們推讓我靠左邊上首的位置,徐先生坐在我旁邊說,這是是貴賓坐的位置,表示他們對我非常尊敬和重視。宴席上的菜是一道接著一道,每一道菜上來時,必須時我先動筷子后,別人才能吃,這讓我很不自在。有時候,我還在吃上一道菜,他們就留著新端上來的菜,黃震云會夾菜送到我面前。我有些受寵若驚。要知道這可是在中國,在福建這樣一個落后的山區,他們歷來時重男輕女,還保留著溺死新生女孩習俗的地方。更何況,這是在一個土匪窩里,一個臭名遠播的土匪頭目為我夾菜。
黃震云帶頭,他們每個人都站起身來端著酒杯向我敬酒。現在輪到我不知所措了,徐先生為我介紹每一個人,酒桌上只有我一個女賓。除了徐先生和我,其他應該都是土匪吧。他們怎么變得這樣彬彬有禮,特別是那位首領黃震云,不知道是喝了些酒,還是害羞,向我敬酒時臉更紅了。有時候,我甚至懷疑黃震云是否是他身邊另一個人的傀儡,或者是別人打著他的旗號在外面干不好的事情,把責任和罪過全都推到他的頭上,看到其他人對他畢恭畢敬的樣子,我猜不透其中的奧秘。
我只是不停的吃菜、喝酒,聽不懂他們用本地話說的內容,自己也不敢多說話,因為中國話里有很多歧義,同樣的詞語,只要聲調和語氣不同,就會表達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有時甚至是相反。生怕自己說錯話,引起誤會,那樣就會不安全。他們承諾說在天黑前送我回醫院,可是這宴席一直吃到很晚,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
這一天晚上,海門薇醫生在她漢語老師徐先生的陪同下,留在十一都黃震云土匪的住所過了一夜。
六、
我迫不及待地打電話告訴二叔,將自己在圖書館找書的事,并把其中有關海門薇會見黃震云的過程一段文字,讀給他聽。
我頗有些邀功地說,這些資料對你寫回憶錄有幫助吧。
二叔的聲音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有多么興奮,他說,我與黃震云并沒有什么交集,我出生后最初幾年都在福州度過,那時他在十一都所作所為與我都沒有相干。
我有些失望,可是,人們對他的評價畢竟影響你,乃至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啊。
二叔說,你言重了,我們家族在解放后,特別是“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是你、我的共業,即使沒有這么一個亦正亦邪的人物,也是遭受同樣的厄運,誰都逃不了。
我還是心有不甘,那至少也應該對黃震云這個人有個全面、公正的評價吧?
二叔說,你覺得那很重要嗎?在寫回憶錄的過程中,我曾經問過你家鄉的情況,我記得在老家對面有座高山,在我小時候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都是些原生的雜樹,現在怎樣了?
我說,你說的那座山,現在被人們種植速生的桉樹,臭死了。
他說,解放初期,人們將山上的原始森林砍伐了,種上更有利用價值的松樹和杉樹。文革時期,人們又一把火燒毀,在山上用陶瓷碎片鋪設了“農業學大寨”五個大字,方圓幾十里的人都能看見。
我說,是的,現在還能看到一些痕跡。不過,后來人們又開墾種植柑橘之類的經濟作物。
二叔說,你看,同樣的一座山,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生產生活的需要,隨意地改造,更何況對一個人的看法呢?即使是在病患者眼中,如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海門薇醫生,可對于當時行走江湖的巫醫術士來說,卻并不見得是個天使,而是個搶他們飯碗的魔鬼。
我放下電話,對二叔說的頗有哲理又充滿佛理禪機的一些話,沉思良久。記得好像誰說過,歷史是一部真實的小說,而小說則是一部真實歷史。我以為,要想厘清真相并不難,但有時侯人們并不太需要真相,甚至害怕真相。
而且,人性是復雜的,在我們自己并沒有佛陀一樣的智慧,悟透“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道理,沒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慈悲情懷,也無法做到“慈悲喜舍”無量清凈時,是不可能對任何事情求全責備,妄圖做到全面和公正的。正如《華嚴經》講:“心如工畫師,一切唯心造”,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只不過是自己內心的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