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大院就是現在的四川省地礦局，位于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25號，是地礦局職工家屬對機關大院的別稱。
    從1957年建局基地起，到如今，地質大院已經走過了55個春秋，成為花園式的省級文明單位。我從1958年開始，就居住在地質大院里，對地質大院的發展變化充滿了深深的感情。讓我最難忘的，卻是文革中的地質大院，那一幕幕血與劍的場景，在我的記憶里，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回憶。
               卷入文革中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地質大院也逐漸熱卷入其中。局機關的一部分職工順應形勢需要，也分別成立起“造反派”和“保皇派”兩大派組織，開始進行爭鋒相對的斗爭。
    記得那是1967年，我12歲，在局子弟校讀書，剛讀五年級時，學校因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而停課鬧革命了，我也加入了學校的“紅小兵”組織，整天的任務就是看管地質局的局長、書記等大“當權派”、“走資派”。我當時年齡太小，不明白為什么平日里對我們非常和藹可親的這些老紅軍、老八路、老解放一夜之間，就都變成了“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問大人，他們說，這些老干部搞的那一套，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封資修”，是毛主席不容許的，所以要對他們進行批判斗爭。每當看到這些老革命被局里造反派揪上街游行，頭上帶著高高的尖帽子，胸前掛著沉重的木牌子，我的心里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受。有一位局領導因不服造反派的批斗，被打斷了腰；有的被批斗時當場昏倒；有的被 批斗回家后半夜里想自殺，各種離奇事件在地質局機關大院里層出不窮。
    在地質局沿人民北路一線幾百米的圍墻上，貼滿著各式各樣的大標語、大字報。街上走的人，大多數是手臂上帶“紅衛兵”和“工人造反兵團”袖章的中青年人，尤以中學生居多。地質局因為下屬單位工人較多，所以加入了工人造反兵團，以101隊黃連斌為首的局屬各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聯合起來，成立了地質分團，統一指揮著全局各單位的造反派組織。那時的地質大院，火藥味十足，全是造反派的天下，所有正常生產工作程序全部被打亂和被停止，沒有人上班，職工們不是參加造反派組織的各種活動，就是呆在家里閑耍，局機關工作陷入一片癱瘓狀態。局下屬單位的造反派還經常到局里來串聯、批斗曾在地質隊當過領導現在局當領導的走資派。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把整個地質大院變成了反帝反修斗爭的重要戰場。
                  李全華之死
    1968年里，地質局還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李全華到四川地質局和成都地質學院來串聯，鼓動局機關工人和學生們造地質局當權派和學校走資派的反，在一次活動中被人給打死了。這一下，引起了地質局工人造反派的極大氣憤，不僅在地質局機關的辦公大樓掛上李全華的巨幅照片，下面擺滿鮮花和花圈，而且，在大門口還安放了兩個大喇叭，整日里播放著哀樂和控訴文章，喊著“血債要用血來還”的憤怒口號，并將一輛野外用的卡車停在大樓前，上面架著一挺機槍，擺出一副誓死保衛烈士，誓與“保皇派”斗爭到底的架勢，在人民北路引起不小的轟動。
                  攻打“產業軍”
    局機關川地紅色造反兵團的造反派們還協同其他一些造反派組織，先后攻打了西門外黃天壩132廠的“產業軍”、攻打一環路上原手工業廳辦公大樓上的“產業軍”。我父親也參加了攻打手工業廳辦公大樓的戰斗。我得知這一消息后，急忙跑到一環路街對面看熱鬧。只見我父親身披幾床棉被，被人用水澆濕后，就朝樓上沖去。那場景，如同電影中描寫的抗日戰爭場面，我武工隊進攻小日本的炮樓一樣，十分激烈、扣人心弦。樓上的“產業軍”也不停地用石塊、石灰、桌椅等物件拼命反擊著樓下造反派的進攻。突然，從手工業廳大樓上飛下一塊石子，打在離我身旁不遠處的一個小伙伴頭上，他的頭上頓時冒出鮮血，被人急急地喊來救護車送往了市三醫院。
    戰斗到最后，以“產業軍”失敗而告終。當一個個傷痕累累的“產業軍”疲憊不堪地高舉雙手從樓里走出來時，我沒有興奮和激動，眼里卻是一片茫然，然而，一陣陣勝利的歡呼聲打斷了我的遐想。
    后傳“產業軍”要報復地質局，局的造反派有些慌了，急忙把測繪隊的二百多名工人從野外調回來，住到局辦公樓上，以保衛地質局不被血洗。
                  神秘的來客
    在地質局里，還發生過這樣三件小事。聽大人們講，文革期間，彭德懷元帥在人保護下，曾到我們地質局大院小住了一段時間。1968年底，我家隔壁突然來了一位滿口京腔的年輕女子，她在住了幾個月后又突然消失了。隔了好久，才聽我母親和別人在悄悄議論，這女子是袁世凱的親外孫女，她是從北京逃出來到四川避難的。我聽了，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每次我見到那年輕女子時，總覺得她的舉止有些神神秘秘、怪怪的。一天，我母親的一位熟人找到母親，說是重慶來了兩個朋友，沒有地方住，想請我母親替他們找一個地方住幾天。我母親見是老家來人，十分高興，二話沒說，就在局幼兒園內找了一間房子讓他們住下，直到一星期后他們離去。事后，那位熟人才告訴我母親，來人是寫《紅巖》的著名作家楊益言。
                 兄弟受槍傷
    1969年5月，地質局對面的四川新華印刷廠成立革委會，借用地質局的大禮堂開大會。開會時，一排民兵在禮堂前站崗。我兄弟那時才8歲，好奇地到禮堂前去觀看。站崗的一年輕小伙子見我兄弟他們一群小孩圍著看熱鬧。想嚇唬嚇唬他們，就猛拍了一下手中的蘇式沖鋒槍，不料槍突然走火，子彈打在我兄弟面前的水泥地上，彈頭又蹦起來，打在我兄弟的右腿關節處，小伙子一見出事了，嚇得直哭。廠里急忙派人把我兄弟送到市三醫院去做手術，醫生說要鋸腿，經我母親多方力爭，最后總算把我兄弟的腿保住了，但已留下后遺癥，兄弟的右腿成了羅圈腿。母親找廠里解決善后，廠里答應待我兄弟長大后，就招工到廠里工作。1979年，我兄弟高中畢業后，廠里沒有食言，就招我兄弟到新華印刷廠當上了一名印刷工人。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