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名夏，文人性格的仕途悲劇
                         楊廣虎

     文人當官，古來與之。特別是科舉制盛行以來，八股取士，文人多活躍在政治舞臺。陳名夏，也不例外。他是江南才子，崇禎十六年廷試第三名（探花)），官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福王時，投靠入京的李自成。順治二年降清，以王文奎薦復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累官秘書院大學士。可謂歷經明、大順、清三朝政治風云，應有一定的當官經驗了，可憐最終還是文人的性格讓他五十多歲，以徇私植黨，濫用匪人為寧完我所劾，處以絞死。

    “我欲歌，聽者疑。我重泣，如綆縻。以此嘆息無古道，千載相思在管鮑。”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為復雜的一個時段，陳名夏恰恰處在了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皇帝多疑，宦官專權，文官弄術，武官要君，滿漢相爭，南北不容，明不聊生，社會動蕩。陳名夏也算腦子很活的人，政治上很敏感，善于投機鉆營，懂得生活得復雜遠遠勝于生命。他在清初，既能與攝政王多爾袞的紅人譚泰搞好關系，也能與順治皇帝的重臣索尼結好友情，還大膽勸說多爾袞篡位，雖遭拒絕，卻也因此受到多爾袞的青睞，出任了吏部滿尚書，烜赫一時。在“張煊案”中，張煊“上疏論陳名夏十罪二不法”彈劾，因譚泰極力庇護，陳名夏不但無罪，反而應該反坐張煊誣告之罪。最后譚泰就因擅權亂政、阿附多爾袞被處死，福臨曾有旨不追究與譚泰有牽連的人，只是革了陳名夏的官，品級俸祿照舊，發正黃旗漢軍下與閑散官隨朝。

    但是陳名夏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文人性格弱點，“好為名高”、“性銳慮疏”、恃才凌人，四面樹敵，口無遮攔，得罪一片。在復審“張煊案”中，洪承疇“招對俱實”，獲得了皇帝的寬恕。而陳名夏卻“厲聲強辯、閃爍其辭，及詰問辭窮，乃哭訴投誠之功”，讓福臨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感慨“其為輾轉矯詐之小人也！”狡辯、裝哭，對于馬背上的滿族人來講，最為看不起了。順治皇帝放了他一馬，但已經成為“定時炸彈”！

    歷史上許多人都知道“兔死狗烹”的道理，張良、范蠡，以及明朝開國元勛劉伯溫等等，都知道遠離廟堂，隱于江湖。陳名夏在朝代更替之時，處于政治的漩渦。特別是明末南北黨之爭，在清朝繼續延續，“南北各親其親，各友其友”，閹黨馮銓在明朝之時就與東林黨人明爭暗斗，還有寧完我，都在伺機尋求報復。陳名夏信口開河，自己找死，對寧完我說：“只須留頭發、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寧完我馬上彈劾他行事叵測、結黨營私、縱子行賄等多條罪款。

     敵人在暗處，對手在找茬，陳名夏自己還不知道，或者粗心大意，沒有政治頭腦，被人利用。

     特別是在此之前的“任珍案”。順治十年二月，福臨復命陳名夏署理吏部尚書。皇帝福臨認為盡管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恥”，卻“曾立大功”，言外之意，似乎是示意群臣應酌情輕判。會集九卿科道會議重審此案，最后滿漢會議的結果卻不僅讓福臨失望，更讓他憤怒。九卿科道各衙門的滿洲官員都同意刑部原判，以出言不軌等罪判處任珍死刑。而陳名夏等二十七位漢官卻認為，對于婢女控告的罪行，任珍都不承認，“若以此定案，反開展辯之端。不若坐以應得之罪。”陳名夏回答皇帝說，任珍不承認婢女的指控，如果根據此告辭定罪，他肯定不服，所以說恐開展辯之端；但是他確實負恩犯法，刑部原就擬定死罪，這就是應得之罪；可是又律無正條，似乎應該勒令他自盡。福臨被這種首鼠兩端、模棱兩可的言辭徹底激怒了，福臨趁勢將眾漢官狠狠訓諭了一頓，指責他們不與滿官和衷共濟，拉幫結派、欺君妄為、文過飾非，并命令內三院、九卿滿漢官員、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六部郎中齊集午門外，馬上議罪，刻不容緩。討論的結果是陳名夏等三人應處死刑，另外二十四人分別應被流徙、革職、免職和降調。福臨再一次放過了陳名夏，只削去官銜二級，罰俸一年，罷署吏部事。陳名夏等二十七位漢官堅持不同滿官同議。皇帝要救人，陳名夏卻不罷手，本來因為““張煊案””，已經放過他一馬，現在“任珍案”又表現不好，對于一個滿族的皇帝，盡管口口聲聲要滿漢一家，在關鍵的時候還是要考慮滿族的利益以及皇帝的威嚴，順治皇帝六歲登機，好不容易等到多爾袞去世，十四歲親政反擊，但是由于剃發、圈地、投充、逃人引起的各種反抗矛盾，加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母親對自己婚姻大事的干預等等，都有可能導致順治皇帝的多心猜疑，對滿漢大臣互相傾軋的不滿。

    即使這樣，頑劣而又獨斷的順治皇帝還是放了陳名夏一馬。也是基于當時大清入關不久，政治不穩，農民起義之火繼續燎原，南明政權存在。

    少年天子曾經在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警告陳名夏：“與其才高而不思報國，不如才庸而思報國之為愈也。倘若知而不思報效，擅敢卵形，事發絕不輕貸，彼時勿得怨朕，自貽伊戚耳。”黨首陳名夏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危險。或許一些察覺，但是還繼續他文人的本性，因為明朝之時，言官寧肯被處死，但長期受儒家傳統教育，也要主持自己所謂的“正義”，有些一根筋。

     陳名夏與方以智、閻爾梅三人在明清易代之中雖然政治選擇不同, 但并沒有導致他們背棄相互之間的友情。可見，他也是一個懂得朋友之情的人。

    寧完我發難，福臨親自訊問了陳名夏，可見當時的局勢，皇帝需要殺人，殺個猴子已儆百官。陳名夏極力為自己辯白。福臨又遍召群臣，突臨內院，讓侍臣當眾宣讀寧完我的劾奏，陳名夏不等侍臣讀完，就逐條反駁寧完我的指責，福臨大怒道：“即使要辯解，為何不等宣讀完畢？”于是命九卿匯集左闕門，環坐會審，陳名夏跪著與寧完我對質，只承認說了“留頭發復衣冠”的話。吏部等衙門與議政王大臣等先后兩次在內殿審訊陳名夏，都認為寧完我劾奏陳名夏諸款屬實，應該論斬。十二日，福臨令改斬為絞。可以看出，此事蓄謀已久，皇帝要殺人，還怕找不到借口？寧完我和順治等群臣要了一處好看的戲，最后發了一點仁慈，該斬為絞。文人陳名夏成了政治漩渦的棋子和犧牲品。

    湯若望寫到：“他（順治）內心忽然間起一種狂妄的計劃，而以一種青年人們的固執心腸，堅決施行。如果沒有一位警告的人乘時剛強地加以諫止時，一件小小的事情，也會激起他的暴怒來，竟致使他的舉動如同一位發瘋發狂的人一般……”看來，高高在上的皇帝順治心理有些扭曲了，由信天主教最后走向了信佛出家了。
    福臨倡導忠孝忠義，希望滿漢一家，相互制約，維護自己的統治和大清的延續綿長；陳名夏死后，許多人又彈劾與其有關的事與人，親戚和黨羽，皇帝阻擋，直言“以后論人論事，只許指實直言。不許再借陳名夏親戚、黨羽進奏。”可以看出，陳名夏死的何其冤枉？畢竟，順治皇帝他是賞識陳名夏的學問，曾經向馮銓夸贊起陳名夏，說：“陳名夏多讀書，問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見書能舉其名。”馮銓回答說：“陳名夏于舉業似所長。余亦易見。”福臨沉默了一會兒，說：“陳名夏終好。”文人只不過在皇帝的眼中，是一枚棋子而已。

    錢謙益與柳如是，龔鼎孳與顧橫波，在明末清初，每個文人選擇了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無可厚非。龔鼎孳“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陳名夏喝酒大笑，清高疏慮，面對事情優柔寡斷，毫無個人主見，這是文人的特點和為官的弱點。文人就是文人，如果自視清高，和楊修一樣恃才放曠，只落得被殺頭；忠孝禮儀，愛國守家，修身齊天下，這是最基本的，但是盲目地陷入到復雜的政治斗爭中，應該頭腦清醒些。不值得去死，生命的意義在現實中很偉大。政客就是政客，文人就是文人，都有自己的游戲規則和生存法則，文人心無城府，切不可妄自尊大，還應有自己的道德底線。

 

2012年4月7日夜于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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