汛期到了，自然災害和地質災害又成為汛期救災救濟工作的又一個重點，筆者與救災救濟新聞工作關聯扎堆，親歷當前農村救災救濟工作存在的一些弊端和軟肋，認為理性回歸救災救濟應是其中一項舉措。
　　無疑，救命糧，救命錢是解決最為需要的群眾水火關鍵所必須。但是經過廣覆蓋政策實施一段時間之后，這份要命的救濟卻帶來一系列要命的問題，因為有限的救助不可能讓全民“共享”，利益分配成了農民群眾對政府構建和諧社會“叫板”的一個條件。農村農民寧歡寡而患不均大相徑庭的想法，成為當前分配國家扶貧成果的一種潛在意識。他們認為，一種長期積少成多坐享其成的分配方式助長了一部分人長期不勞而獲，實在沒有起到感恩和促進自立更生而脫貧的愿望，而且沒有得到救災救濟卻成為了一部分群眾作為要挾政府擺平某一事情的杠桿和砝碼。
　　當下，身為栽花種草好事做盡的民政部門在花團錦簇之下也是愛莫能助，農村穩定工作的一部分成分也與救濟有關，如果沒有這點救濟，也許這個社會還有一些和諧，很多人都在茶余飯后調侃，中國人一說到錢和利益，似乎不是那么友好，“搶抓爭要”的競爭意識一發井噴。
　　筆者和一位健談的鄉鎮書記交流談天，期冀從他口中掏出幾句真言，他慨言痛陳，這份亮煌煌的好事，卻變成沉甸甸憾事，這就是利益使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他們處于夾縫求生，在上級政策設計和下級訴求無法達成一致中左沖右突，實難找出一個最佳分配標準，所以只有出現最原始靠運氣的抓鬮辦法。農村事務紛繁復雜，政府有很多公益事情請不動群眾，卻是因為救濟糧款的分配問題到了個別群眾集中和政府清算的惡報時間。
　　這些好事難以落實的事件教會了政府創新，公益事業的“一事一議”和農村低保實行“流動管理”應運而生。身處基層救助管理的干部們都很感慨，如今的扶貧政策，必須完全建立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否責，政府理想中的民生，不僅不好，而且會遭來民怨和民憤。在中國，基層一線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專家莫過于《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作者李昌平。在云南扶貧期間，李曾倡導幫助當地農牧民修建衛生廁所，但是農牧民們早已習慣了老式的野外消化，修建衛生廁所成了一廂情愿，并沒有達到扶貧的預期愿望。
　　至于救災救濟的量和質的問題，是一個需要審視的問題，因為千家萬戶的情況不同，針對性也不同，除了盡到基本的責任，實在難以制定救助的標準。加之統計的方法沒有一個標準的尺度，怎么根據群眾受災的情況制定救助辦法，也是一個左右兩難的問題。于是在有限的資金和有限的基礎條件下，救助的標準成了政府會議決定加上群眾自力更生。
　　再說說網絡監督問題，誠然，網絡信息的發達，提升了政府應對救災救濟的能力和應急的速度。不可否認，這也是當下社會對政府職能監督的一種公開方式。但是筆者認為，輿論的炒作畢竟只是片面，事件的真相，還得理性看待突發性事件政府實施救助的背因。湖南27歲副處級官員一路升遷和雅安47歲的副鎮長瞬間免職，一度成為當前的熱詞，誰是誰非，實在難以評說。
　　近期到地質災害點巡查，很多群眾的第一反應不是生命財產安全問題，而是政府的補助杯水車薪，實在難以達到恢復其安置所需資金，在人命關天的時刻，孰重孰輕，只能救命要緊，別無選擇。還有就是目前危改補助政策確實有限，無法惠及到需要修建房屋的農戶，很多農戶也會因地災的問題在此方面加碼，救災救濟難以回到理性認識。
　　誠然，救災救濟工作只是政府在緩解群眾受到自然災害時采取資金、人力、物資等方面十分有限的一部分，在當前救災救濟工作中，還得繼續加大宣傳力度，充分整合各項資源，防患于未然。及時采取社會、親鄰、情感等方面的互助，讓救災救濟工作回歸到理性，不能讓救災救濟一詞成為群眾過高期望的“油水”和蛋糕。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