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起光榮傳統(tǒng)的火把，點旺地質文化的遍地篝火
常江
――――在中國地質圖書館建館95年的慶典時的演講

　　什么是地質文化？在不同時期，從不同側面，根據(jù)不同的研究方向，會有不同的說法，我不想多說；至于地質文化、地勘文化、地學文化、地球文化，有什么不同？地質文化有那些分支？地質文化對于地質工作、地質科學的發(fā)展，有什么作用？都需要專題研究，我也不講。我要講的是，地質文化的昨天和明天，題目叫做《舉起光榮傳統(tǒng)的火把，點旺地質文化的遍地篝火》。今天怎么不講？今天太短暫，只能穿插著看看現(xiàn)實。
　　先講“光榮傳統(tǒng)的火把”。
　　用兩句話概括地質文化傳統(tǒng)的特點。
　　第一句話，人類在高舉地學旗幟的同時，也高舉起文化的旗幟。
　　人類一開始直立行走，就探頭探腦，昂首觀天，俯首看地，心中充滿數(shù)不清的謎團。于是，有一些智者、慧者、先行者，試圖釋天釋地，釋山釋水，時而唯心，時而唯物，腳踏實地者有之，說玄弄巧者有之。無論怎樣，他們開創(chuàng)了自然科學，開始解謎；這解謎的過程，就是人類創(chuàng)建文化、呼喚文明的過程。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地學都是自然科學中最出色的驕子。近代地質學出現(xiàn)之前，地學遍布于地理學、堪輿學、風水學、醫(yī)藥學以及神話、煉丹術、冶金技術之中，更集中表現(xiàn)為玉石文化、青銅文化、鐵文化……
　　科學家的素質，決定這一學科的特點。在學習中，我有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原來古今著名的地學家，都是著名的文學家。這一基本事實是，地學界普遍認同的古代幾位大地學家，居然都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有傳。在這些人中，首推東漢張衡。張衡的主要科學成就，是制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寫出《靈憲》、《玄圖》，完全可以稱他為地球科學家，簡稱為地學家。張衡作為一代科學大師，是中國的驕傲，他像阿基米德、牛頓、羅蒙諾索夫一樣，不僅是科學家，而且是大文豪。他的詩歌，以《四愁詩》為代表；他的文賦，以《西京賦》（長安）、《東京賦》（洛陽）和《南都賦》（南陽）為代表；他的文論，以《七辨》為代表；他的藝術，以繪制地形圖和繪畫為代表。
　　像張衡這樣，地學家也兼做文學家的，是普遍現(xiàn)象：西晉葛洪，長于煉丹術，礦物學家。他有《抱樸子》等書以及詩文，共六百卷。
　　北魏酈道元，地理學家。漢代桑欽著有《水經》，記敘水道137條，酈道元寫出《水經注》40卷，記敘水道1252條。他考察精細，描寫生動，比如關于長江三峽的介紹，已經成為古代散文的典范。
　　北宋沈括，地質學家。他最早提出了“石油”的概念，寫出石油詩，有《長興集》41卷。他的《夢溪筆談》，不但有關于天文、地理、地質、氣象、冶金這樣一些地球科學的論述，而且廣泛涉及歷史、詩文、音樂等各類文學藝術。
　　明代徐霞客，地理學家、地質學家。他一生游歷，十分辛勞，他所受的磨難，絕不亞于一名地質工作者。他的記錄，由后人整理出《徐霞客游記》12卷，是我國古代旅游文學的高峰。
　　掃描近現(xiàn)當代的地學界，事實依然這樣“神奇”：魯迅先生，是礦務鐵路學堂畢業(yè)的，與人合作著有《中國礦產志》，后來成為偉大的文學家。
　　李四光先生，寫過小說。
　　楊鐘健先生，有《去國的悲哀》、《西北的剖面》兩部文學著作。
　　黃汲清先生，有散文集《天山之旅》。
　　馮景蘭、關士聰、王鴻禎、劉光鼎等一大批老地質學家，都堪稱我們的文學表率。
　　可以肯定地說，在人類科學的礦族群里，地學與文學，是共生的晶簇，它們相互支撐，親密發(fā)展。了解地質文化產生的過程、與地學無法分割的歷史，我們就會明白，發(fā)展地質文化不是一場運動，不是一種負擔，那是地質科學發(fā)展的必然結果。當然，我們說地質科學與地質文化是“與生俱來”的一家人，并不是說，地質文化可以完完全全地自然產生，自發(fā)萌動；也不是說，它們一直是同步前進，形影相隨。地質科學家的文化潛質需要激發(fā)，地質工作的行業(yè)精神需要認同，地質隊伍的全面素質需要提升，好的外部環(huán)境、社會輿論，是地質文化得以生存與發(fā)展不可缺少的條件。
　　第二句話，我們在發(fā)展地質工作的同時，也發(fā)展著地質文化。
　　近代地質學出現(xiàn)，以其巨大的應用效力，迅速成為科學的領軍力量，這種應用效力，就是實踐，就是找礦，就是組成了團隊。于是，地質工作、地質科學、地質行業(yè)、地質事業(yè)，達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人們對地質到底是科研型的還是應用型行業(yè)，長期以爭論而沒有結論，原因就在這里。這樣，地質文化和地質科學便同步地進入更廣闊的領域。
　　當五六十年代地質工作大發(fā)展時，地質文化掀起第一次高潮：長紀錄片《深山探寶》展現(xiàn)了地質隊員的形象，歌曲《勘探隊員之歌》在幾代人的汗水與淚水中傳唱至今，以地質生活為背景的《年青的一代》塑造了新一代知識分子肖繼業(yè)的形象，地質文工團走向山野、走向機臺，在以“石油詩人”李季為代表的詩人們的筆下，地質隊員真是最可愛的人，地質工作是令人羨慕的職業(yè)。
　　當“文革”之后隨著地質隊進城再次出現(xiàn)地質工作大發(fā)展時，地質文化也掀起第二次高潮：在孫大光部長直接指揮之下，我們在產業(yè)部門中，率先成立了文聯(lián)，成立了作協(xié)，創(chuàng)辦了《山野文學》和《新生界》，成立了文學創(chuàng)作室，經常舉辦各種藝術展覽，全國的作家紛紛要求來體驗生活，評論家們也常來這里參加作品研討會，“三光榮”是這一時期最成功的精神力量和價值體系。
　　相反，當?shù)刭|工作無奈地走進低谷的時候，地質文化也隨之偃旗息鼓，文聯(lián)、體協(xié)、思想政治研究會頃刻解散，文學刊物立即停辦，文化人才大量外流，只剩下一個作協(xié)，還被趕出部里，成了“北漂”。
　　中央關于加強地質工作的決定，使地質事業(yè)出現(xiàn)大發(fā)展的局面，地質部門的日子好過了，心情舒暢了，文化也回歸了，地質文化的大繁榮已經初見端倪，隨著落實六中全會精神，地質文化必然出現(xiàn)第三次高潮。
　　為這個高潮做準備，我們已經具備了三個方面很好的條件：一個是各級領導高度重視。重視到什么程度？舉個例子。2005年，在貴州銅仁舉行第三屆寶石文學獎頒獎大會，孟憲來局長代表孫部長到會講話。原定坐一天一班從貴陽到銅仁的班機，正趕上大霧停飛，連續(xù)三天不能起飛，我們十分著急。按說這種情況，把講話稿傳過來請人在會上宣讀，也有情可原，可孟局硬是坐10多個小時汽車夜里趕到銅仁，第二天講完話又趕回貴陽，去參加桂林的一個會議，也就是說，34個小時中，坐了20個小時汽車，那時沒有高速公路，一路辛苦可想而知。對此，我們永遠心存感激。部局領導高度重視，把成了十二年“北漂”的國土資源作協(xié)重新收回部里，給第四屆寶石文學獎得主發(fā)了獎金。各省廳局和基層領導也不斷轉變觀念，支持文化工作。長期以來，有些領導對業(yè)余寫點什么、畫點什么的，叫做“不務正業(yè)”，他們批評人的理由似乎很充分：把業(yè)余寫東西的時間用到工作上豈不更好？可這些同志是利用別人打牌、打麻將的時間寫東西的呀！現(xiàn)在，這個狀況開始扭轉，業(yè)余作者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們在組織大型報告文學集《大光》、《先行頌》、《一級響應》時，為作家們請假，所有的單位都是綠燈放行。聽說，有個省地勘局研究是否提拔一位文筆很好的年輕干部，領導態(tài)度很鮮明，說了一番令人起敬的話：這位同志的文章寫得很好，文如其人，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從他的文章結構，使用語言，可以看出他的能力。這件事，讓我感動了好久一個是各地有一批典型引路。貴州地礦局是個典型，20多年來，他們通過辦《杜鵑花》雜志、舉行筆會、請進來、走出去，在培養(yǎng)文學人才上，成績極為突出，被稱為“貴州地質文學現(xiàn)象”。成績可用幾個數(shù)字概括：在今年的貴州作協(xié)代表大會上，貴州局有10名代表；他們培養(yǎng)的作家，有4位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在剛剛結束的中國作協(xié)八代會上，有兩個人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在全國43個省級作家協(xié)會中，有兩個協(xié)會的主席是從貴州局出來的，一個是陳國棟，一個是歐陽黔森。他們培養(yǎng)作家，不是口頭說說，而是動真格的。有兩個業(yè)余作者，很有潛力，但在地質隊日子不好過的時候，他們更不好過。于是，局里出錢給隊上，把他們養(yǎng)起來，為創(chuàng)作請假不許扣工資，出差要給報銷。其中的一個人就是歐陽黔森。他是103地質隊的職工后代，被隊上招了工，在野外實踐中對文學產生興趣，最終步入作家隊伍。他的幾部大型電視劇都是在央視一套播出的：《奢香夫人》、《雄關漫道》、《絕地逢生》。
　　一個是進行了人才培養(yǎng)和儲備。從全國來講，國土資源作協(xié)隊伍不斷壯大，現(xiàn)在有會員739人，大約有350人是地勘部門的。這是一支思想過硬、富有文采、充滿激情、機動靈活的創(chuàng)作隊伍，可以隨時拉出去完成緊急任務，像2008年汶川地震那樣。我們還有一批新聞記者，從北京的報社到各地的記者站，這是一支機構健全、崗位固定、熟悉情況、行動迅速的隊伍。
　　再講“點旺地質文化的遍地篝火”。
　　怎樣點旺地質文化之火，我有六點想法，六句話。
　　第一句：動員起來。
　　文化建設不是少數(shù)人的事，一定要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在一個單位，文化不只是分管領導的事，每一個領導都要負起責任。
　　動員大家做什么？不是要求人人都會寫詩，也不要求人人都會唱歌，而是要總結、認識什么是地質工作的本質，什么是地質隊伍的精神，什么是地質人的靈魂。幾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光榮”、“四特別”的傳統(tǒng)繼續(xù)發(fā)揚，對于培育新型地質隊伍，起到了包括金錢在內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作用。在過窮日子的時候，我們不散；在過上好日子的時候，我們不貪，既然是“特別能吃苦”，就不會“特別能吃喝”；既然是“特別能奉獻”，就不會“特別能腐敗”。
　　大家怎樣做呢？可以有多種辦法。
　　一種是讓大家重新界定“三光榮”的內容，并把“以什么為榮”的主觀性，改為“什么光榮”的客觀性。
　　一種是讓大家總結、評選、認定能代表地質精神的表述語，無論兩個字的，還是四個字的，無論是事先給定一批，還是自己提出來，都是一個思考人生、思考地質的過程。
　　評選之后，要有一系列的后續(xù)活動——征文，征聯(lián)。
　　出書，出刊。
　　演講，宣講。
　　舉辦詩歌朗誦會，大型晚會。
　　經過我們的努力，一定能在全社會掀起宣傳地質工作的新高潮，點旺地質文化的遍地篝火。我們不要搞跟風，處處評，層層平，這里八個字，那里十六個字，搞形式化，都不知自己該怎么辦了。也不要一哄而起，要保持常態(tài)，就是把地質精神落實，延伸，到崗位培訓，新人上崗之前進行地質精神的教育，這樣，才有了傳承。
　　還有一點很重要，別總是高瞻遠矚，忘了眼前，要動員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進行文化嘗試，從而推出有特色的地質文化的分支：水文化、土文化、寶玉石文化、觀賞石文化、旅游文化，等等。
　　第二句：組織起來。
　　我們做一件事情，把人聚起來很難，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而散攤子卻是很容易的事，忽剌剌似大廈傾，落得個白茫茫大地干凈。我剛接手當作協(xié)主席的時候，只有200人的名單，通過活動，通過聯(lián)絡，通過影響，現(xiàn)在成了七八百人的隊伍。這很不容易，然而又是必須做的，只有組織起來，才有隊伍，才有人氣，才有力量，也才有發(fā)展。
　　首先，整個部要有個文化建設的指揮中心，它的任務是制定規(guī)劃，研究政策，劃撥經費，整合資源，協(xié)調關系，對外交流。這個指揮中心，叫什么名字，可能并不重要——當然，叫文化宣傳司最好了——一定要有權威，有經費。
　　其次，在部局和各省廳局一級，組織起像文聯(lián)、作協(xié)這樣的人民團體，組織起各種文化社團。現(xiàn)在，僅有地調局和江西、河南、湖北兩省有相當于文聯(lián)的組織，要發(fā)揮示范作用，讓更多的地方學習和借鑒。
　　再其次，基層要大力發(fā)展興趣小組。通過工會、離退休人員管理部門，把不同興趣的人組織起來，做些更有趣、更有意義的事情。
　　組織的另一種途徑，就是辦刊辦報，給文藝家、愛好者們有出版、發(fā)表的機會。現(xiàn)在，我們文化的刊物太少了，原有的一兩種也都被挪用了。清朝的李漁，有感于山上全是寺廟，沒有道家的地盤，做了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說：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該留一二奇峰棲吾道友。我們是部里刊物房地產占多，也該留一兩本給我文化。這樣的事，需要部里進行調查研究，統(tǒng)一調劑，按需分配。
　　第三句：表彰一批。
　　胡錦濤總書記在剛結束不久的文代會上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與時代同進步、與人民共命運，為人民奉獻了大量思想內涵豐富、藝術品質上乘的精神食糧，進一步鞏固了大團結大繁榮大發(fā)展的生動局面。特別是這些年來，在黨和國家舉辦一系列大事喜事、應對一系列難事急事的過程中，總有文藝工作者辛勤奔忙的身影，總有文藝工作者創(chuàng)新前進的足跡，總有文藝工作者傾心奏響的時代樂章。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以昂揚的精神、奔放的激情吸引和感染著億萬人民，對滿足人民精神需求、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讓與會者非常感動。在我們部局系統(tǒng)，許多地質人做了不可磨滅的文化工作，許多文化人做了許多不可替代的地質工作，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原成都地質學院（現(xiàn)成都理工大學）的第四紀研究專家劉興詩教授，是我們著名的科普作家、兒童文學作家，他一生勤奮寫作，今年80歲了，到8月為止，出版了215本著作，獲獎139次。汶川地震發(fā)生后，他急急忙忙從外地趕回四川，在飛機上為去救災的隊伍講解地震知識和防護救援方法。
　　正是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一批自己的作家，受命奔赴第一線，和各省救援隊伍一起出征。他們歷經艱難，歷經危險，有一次滾落的石頭把車頭都砸癟了一塊。這次行動，體現(xiàn)了“四特別”精神在急難環(huán)境中閃現(xiàn)的光芒。采訪后，連續(xù)作戰(zhàn)，一鼓作氣寫出一批有血有淚的報告文學，結集《一級響應》出版。在各行各業(yè)、各部委都上汶川之后，能留下莊重記錄的不多，我們這本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本有分量的作品。
　　原地礦部辦公廳、文聯(lián)負責人李長青，是參與提出“三光榮”口號的人，為地質文化的發(fā)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他今年81歲了，始終不離地質文化，近幾年，又傾盡心力組織部老年樂隊，成為老同志的榜樣。
　　地質學家陶世龍先生，是五六十年代就致力于科普的老作家，他寫的《十萬個為什么》地質地理卷，影響了幾代人。
　　原地科院院長趙遜，是國際知名的地學家，他后來致力于中國地質公園的建設和申報世界地質公園，幾乎所有的地質公園都留下過他的足跡，每一次申報成功，都記錄著他的智慧，因此，他被稱為“地質公園之父”。
　　江西省地勘局老宣傳處長周志興，固守宣傳工作者的職責，近些年，在省內各地宣講“三光榮”，有三十多場。
　　古生物及化石保護基金會秘書長單華春，出身于地質世家，她第一次投資800萬，啟動基金會，致力于這項功在千秋的事業(yè)。
　　廣東地質學會胡紅拴，學醫(yī)的，現(xiàn)在是詩人、美術評論家、文化活動家，一年以前他策劃了廣東地質文化講壇。
　　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他們應當受到鼓勵，受到表彰，受到獎勵。我們應該建立一些機制，制定一些辦法，召開一些大會，大張旗鼓地進行表彰，讓全社會都知道，在我們這里，搞地質文化，和找礦立功一樣光榮。
　　第四句：培養(yǎng)一批。
　　地質文化是和地質科學共生的，但是，文化仍然需要建設，如同地質學家不是天生的文學家一樣，有一個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的過程。
　　為了使地質文化保存下來，傳承下去，需要大量的人才。很有必要在全國進行一次文化普查，統(tǒng)計成果，看到成績，摸清家底，發(fā)現(xiàn)人才。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把多年來的文化成果，匯總到地質圖書館，館里有建設地質文化資料庫的設想，關鍵是有東西。人才，文學方面的，請向作協(xié)推薦，藝術方面的，在我們自己的文聯(lián)成立之前，請向省市縣各級文聯(lián)推薦，總之，不要埋沒了。
　　人才是需要創(chuàng)造成長條件的，重要的是，進行培訓。我們常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要為文化新人創(chuàng)造當面聆聽前輩教誨的機會。培訓要有不同層次：全國的有魯迅文學院，一年只能有一位有成績的中青年作家去；可以鼓勵在職接受文化方面的繼續(xù)教育、研究生教育和函授教育，對于達到這一水平的人才，要在工資、生活待遇方面給予照顧，至少不要克扣。
　　重點培訓放在省里，方便，快捷，熟悉，便于了解和考察，解決問題。如有需要，條件成熟，可以上下聯(lián)合共同完成培訓任務。
　　現(xiàn)在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是，要有培訓基地。
　　第五句：眼界寬點。
　　我們的地質工作，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貫徹到經濟活動自始到終的全部過程，我們的文化也不能自閉在狹小的地質圈子里，而是要在整個文化領域爭得地質人的話語權。事實上，我們地質隊伍中的文化人，更可敬之處是，他們不但醉心于地質工作，全身心投入這無尚光榮的事業(yè)，而且關心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文化建設，并取得為世人矚目的成就。人們不得不刮目相看：古今地質人中怎么會有這樣多的“怪才”、“奇才”。
　　且不說張衡的繪畫為東漢六大畫家之首，那太遙遠了；也不說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這三位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能詩能文，有的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就當代來講，有很多實例——地貌第四紀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袁復禮先生，是最早搜集出版西北民歌“花兒”的學者；石油學家朱夏先生有家學淵源，是詩詞大家，他的一個新奇創(chuàng)意，是用西湖十景的名字命名東海油田的各個采油區(qū)；區(qū)域地質礦產學家、地質學史專家夏湘蓉先生，被人稱為“金石書畫，詩詞歌賦，哲學史論，紅學柳傳，無所不窺。”
　　地質隊員出身的省長張文岳，還是一位高水平的京劇票友，據(jù)說，他到遼寧省京劇院講話，講的是四大名旦蘭花手指的演變，令演員們聽得如醉如癡。
　　后輩之中，“老地質”王曙把深奧的唐詩宋詞非同尋常地“故事化”，展開傳播古典詩詞的獨特風景，他的“唐詩故事”在大陸和臺灣保持了很高的發(fā)行量；河南地質人龐中華創(chuàng)立硬筆書法，在書法藝術的實用與普及上別開生面。
　　如果把我三十年來創(chuàng)建中國楹聯(lián)學會使得對聯(lián)文化得以振興，也算進去，我也會感到榮幸和安慰。因為上世紀90年代三次上報領取國務院特殊津貼，都屢次被駁回，理由大約是“貢獻很大，但與地質無關”。
　　從大文化眼光來看，我們這支隊伍中已有的成績，正是地質文化向社會擴展的結果。
　　地質科學家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廣泛結合，是非常有益的傳統(tǒng)。一個人如果同時具有高超的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能力，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創(chuàng)造力。我們常常慨嘆地質學界出不了大師，連出大家都很難，原因固然很多，學識過度專業(yè)化、缺失文化思想的張力，是不可忽視的軟肋。
　　第六句：步子大點。
　　古往今來，大多地學家都可以兼做文學家，或者說，能稱得上文學家的科學家多為地學家。這個命題，還可以這樣表述：除了地學家，其他科學家中，能稱得上文學家的很少。
　　作為古代大科學家，我們還可以數(shù)出這樣一些名字：漢代水利學家李冰，唐代數(shù)學家、天文學家、歷法學家一行，元代水利學家、天文學家、數(shù)學家郭守敬，明代農學家、歷法學家徐光啟，《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這些人是科學家，不是地學家，也不是文學家，《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沒有他們的傳記。有傳的只有一個人，就是祖沖之，南朝宋的數(shù)學家，著有哲學和志怪類的筆記，沾文學的邊。我無意褒貶歷史人物，只是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歷史現(xiàn)象。至少它告訴我們，比起抽象的、理性的、實驗室內的研究來，地學有豐富的文學寶藏。
　　這是因為，地學的研究對象是宇宙，宇是空間，宙是時間，天體、大地、海洋，大地；大地上又有高山、平原、雪域、沙漠。色彩斑斕，復雜多變，包容萬物，通貫古今，這就給地質文化的成長留下了非常廣闊的天地。
　　這是因為，地學的研究領域極為博大，幾乎與所有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有各種各樣的聯(lián)系，又總是與前沿科學并進，這給地質文化的進步提供了全面的營養(yǎng)。
　　這是因為，地學的研究環(huán)境極為特殊，其主要活動場所、有效的活動空間，是在野外，條件艱苦，環(huán)境多變，經歷奇特，不斷受到各種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熏陶，有其他行業(yè)的人無法比擬的厚勢。
　　這是因為，地學的研究者們來自各不相同的地域，有各不相同的經歷，有各不相同的氣質與性格，給文學藝術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典型和素材。
　　這是地質文化的無與倫比的優(yōu)勢，無人可比的長處，無可爭議的特點，因此，我們無論把文化重視到何種程度，提升到何種高度，步子邁得多么大、多么快，都不過分，都在情理之中。我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文工團？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影視中心？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文化書院？可不可以在廳局長會議上談談文化？可不可以給突出的文化人授予“五一勞動獎章”？要不要把老地質徽志掛得高高的，把“山水”二字叫得響響的，做成行業(yè)品牌，讓“山水賓館”、“山水旅行社”成為地質人之家？能不能集中一些尖子人才辦大事，像孫大光部長所說的，“這么大的一個部，養(yǎng)幾個作家算什么？”能不能重新考慮創(chuàng)作假制度，讓所有的業(yè)余文藝骨干都能享受發(fā)展文化事業(yè)帶來的喜悅？（當年我們的這一措施在各部委中，產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影響）中國地質圖書館能不能利用自己的技術和文獻優(yōu)勢，和有關部門商議，建設數(shù)字化的海洋分館、測繪分館、地震分館，有時在行政管理方面難以辦到的事情，文化軌道卻可以暢通無阻。
　　我們慶幸，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趕上了地質工作大發(fā)展的年代，也趕上了地質文化大繁榮的大好春光。
　　現(xiàn)在，新時期地質工作已經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已經貫穿于經濟生活的全部過程，地質文化的高潮，一定會呼嘯而起，怒卷千堆雪，并保持在較高的層面上運行，勢驚萬里云。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