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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錯”字，充分彰顯了我國著名的制茶與茶葉檢驗、茶葉經濟和茶文化研究的專家詹羅九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入考究的工作精神和為人厚道的人生品德。他生前與河紅茶有過深入的對話，為茶葉界傳為佳話！

在《世事滄桑話河紅》一文中，詹教授說“從現有的資料看，閩贛邊際的武夷山地域，是中國紅茶的發源地，由于集散地在河口鎮，故名河紅茶。河紅是中國紅茶的鼻祖（我過去說“閩紅”是中國紅茶的鼻祖。錯！）。

一個“錯”字，厘清了中國紅茶的發祥地，樹立了河紅茶的是紅茶“鼻祖”的地位，糾正了壟斷茶葉界多年的一個錯誤認識。這樣一個“錯”字，出自研究中國茶葉專家權威之口，應該說是多難啊？但詹羅九教授做到了！

詹羅九，教授，碩士生導師，安徽農業大學中華茶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1960年畢業于原安徽農學院茶葉系。主編大學教材《茶業經營管理》，合作主編《中國茶文化大辭典》，是《中國名茶志》的總體策劃者、副主編，編著《中國茶業經濟的轉型》、《名優茶開發》、《名泉名水泡好茶》，參編《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茶業卷》、《中國茶經》等。著有《無夢茶山行——關于茶業的思考和實踐》、《茶旅春秋》等，發表《茶文化芻議》、《茶文化活動和茶文化建議》、《20世紀的中國茶業》、《中國茶業走向》、《世事滄桑話河紅》等學術論文60多篇。專著有《妙青綠茶·鮮葉》、《妙青綠茶·茶業卷》等數十篇。

詹教授雖然是在2011年初參加全國茶葉標準化年會時才接觸到河紅茶。當他品嘗了江西天鑫河紅茶葉公司的河紅茶時，讓他為之一振。那淡淡的松煙香味，透亮的紫紅色茶湯，都頗具特色，似有小種紅茶的韻味。詹教授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編輯的茶書中都沒有鉛山河紅茶的記述，他自己所參編的辭書中也沒有。他只在1941年版《茶名匯考》（傅宏鎮著）中見有近150字的河紅茶的記述。詹教授對此深感遺憾。隨后他到鉛山實地考察。深入江西國家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的深山老林，考察了天柱山鄉佛寨村的老樅古茶園與原墾殖場千畝茶園。參觀了天鑫河紅茶葉公司，河口古鎮的“九弄十三街”等。還查閱了古“鉛山縣志”及鉛山茶紙歷史資料，聽取了鉛山歷史研究學者關于鉛山茶紙文化的講述，清楚了明清兩代河紅茶師遍及全國紅茶產區的史實。紅茶發源于鉛山縣武夷山鎮桐木關為中心的篁村、西坑、中村、天柱山鄉高際嶺和福建省武夷山市三港、星村一帶。后傳到江西的修水縣、浮梁縣及安徽的東至縣、祁門縣。先有“河紅”，次有“寧紅”，再有“浮紅（又稱祁紅）”，是中國三大紅茶。雖然武夷茶主產地是福建的崇安（今武夷山市），但制茶師大都來自河口。由此不難看出，福建武夷紅茶生產技藝來自鉛山河口。同樣，正山小種紅茶是在河紅茶的影響下生產出來的。讓詹教授堅定了“河紅茶”是中國紅茶鼻祖的信念。

晚年的詹羅九教授不顧年老體弱、不辭辛勞來往于合肥與鉛山之間，潛心考察研究河紅茶的歷史與現狀，糾錯與補正了河紅茶在中國乃至世界茶葉業上地位，還歷史茶文化的真相。這是詹教授的幸運，更是鉛山的幸運、上饒的幸運、江西的幸運和國家的幸運！

從前些年開始的論證，到開展記念與重走“萬里茶道”的活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詹教授在《略論鴉片戰爭前茶葉對外貿易》一文中對此作了充分論證：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茶葉取代生絲位居貿易出口的首位。據《茶葉全書》載：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英國輸入華茶數額首次超過100萬磅（約453噸）。在中英貿易中，中國輸出商品茶葉居第一位。清雍正五年（1727）俄國女皇派遣使臣來華，訂立《恰克圖條約》，中俄茶葉陸路貿易從此開始。中俄商人在邊界以茶易貨，恰克圖成為茶葉貿易的主要市場。山西商人在福建、江西等茶葉產地收購并經加工后，經漢口、樊城、河南、山西，張家口、歸化（今呼和浩特）直到恰克圖。晉商在恰克圖中方一側建立起一個“茶葉買賣城”，俄商也匯聚在這里以貨易茶。其時輸俄的中國茶葉主要有工夫紅茶（河紅），福建、浙江花茶、皖南綠茶（屯綠），建德（今東至縣）、珠蘭茶及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這就是寂寥了數百年之久，中國通往俄羅斯及其中亞地區的國際貿易商道。中國的“萬里茶道”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研討會提出江西鉛山縣河口鎮為“萬里茶道第一鎮”，今年將迎來第四屆中蒙俄“萬里茶道”與城市發展市長峰會的召開。屆時鉛山將喜迎中蒙俄三國數千八方賓客集聚河口古鎮，論證“萬里茶道”的歷史文化，暢談茶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弘揚“河紅茶”的神韻，這是鉛山縣加快旅游崛起的難得歷史機遇和有力的品牌支撐，促進縣域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