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傳
　　
　　第二章
　　705年，李白五歲。
　　長安五年（七0五）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神龍，自即日起，即為神龍元年。此時武后雖在病中，但中宗尚未復辟，故“神龍”仍系武周年號。至正月二十三日，中宗以太子監國；二十五日中宗即帝位，不復改元，始變武周年號為李唐年號。
　　神龍元年（七0五）正月，太后仍臥病洛陽迎仙宮之長生殿，病重，宰相張柬之等思乘機擁太子復辟。然太后寵二張，只許二張侍側，太子、宰相及外臣俱不得近。初，群臣欲以謀反罪誅二張，太后不以為反，至是，張柬之等決以兵誅之。先是久視元年（700）柬之由荊州長史擢洛州長史時，與代者楊元琰語及太后革命（周革唐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入相，遂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曰：“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司刑少卿桓彥范、中臺右丞敬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柬之又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耶?”多祚泣曰：“大帝（高宗）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二張）所厄，大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茍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柬之既聯絡北門諸軍，然后與宰相崔玄瑋、相王府司馬袁恕己及敬暉、桓彥范謀舉事。適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復以其謀告之。太子于北門問太后疾，彥范，暉同謁，密陳其策，太子亦許之。二十二日，柬之、玄啼、彥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先至北門（即玄武門），而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往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帝位）付殿下，而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地有靈，北門（禁軍）、南牙（宰輔），同心協力，以誅二豎，復李氏社稷，愿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兇豎本當夷滅，然上（太后）體不安。恐致驚嚇。諸公更為后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保衛社稷，殿下奈何置之死地?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深知傳位巳定，不必乘母病危，而諸臣急于求成，借誅二張之名，以圖擁戴之功，故不得不出。于是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合柬之、玄瑋等從玄武門斬關而入，至迎仙宮，逕斬易之、昌宗于廡下。史未言二張擁兵對抗，則知其無謀反之圖；史已言立廬陵王為太子乃吉、張之謀，益知二張無取代太子之意。二張少年弄臣，愛之者莫過太后，知之者亦莫過太后，茍或謀反，一夫一繩縛之可已，何待北門南牙洶洶然若有介事哉！
　　柬之等既斬二張，遂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榻前，太后驚起，問道：“誰在作亂?”柬之等回答：“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先告。在宮禁用兵，臣等該死！”太后看到太子，便說：“是你嗎?兩小子既死，你可以回東宮了。”彥范上前說：“太子怎能再回東宮?當年天皇（高宗）以愛子托給陛下，現在年紀已大，天意人心都歸向李氏，群臣都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所以擁護太子以誅賊臣，希望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右羽林將軍李湛是李義府（高宗、武后時宰相）的兒子，太后一見，便說：“你也是誅易之的‘將軍’嗎?我待你父子不薄，不想竟有今天！。（可見太后深痛二張之死）湛慚，不能回答。太后又對崔玄瑋說：“別的宰相都是由別人推薦，只有你是朕親自選拔，今天也來了這里嗎?”（可見太后深憾此次兵變）回答是“此乃臣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柬之等逮捕了張昌期、昌儀、同休，皆斬之，并將易之、昌宗等都在天津橋梟首示眾。其黨羽韋承慶、崔神慶、房融等都被捕入獄。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監國，赦天下，首先以相王府司馬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名使者奉璽書宣慰十道各州。二十四日，太后傳位太子。二十五日，中宗即位。二十六日，太后徙居上陽宮（洛陽禁苑之東）。二十七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圣皇帝”。二十八日，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瑋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范皆為納言，以上諸人并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瑯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其余大小功臣皆有賞。二月四日，復國號為“唐”，凡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復永淳（六八二至六八三）以前故事。計武則天自唐載初元年九月壬午（九日）改元天授，改國號為“周”，至今（六九0至七0五）已十五年。
　　神龍元年（七0五）二月十四日，中宗立妃韋氏為皇后，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初，中宗為廬陵王，遷房州，與韋后同幽閉十余年（六八四至六九八）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常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豈可隨便一死！”朝廷頒食至，后恐有毒，輒先嘗。中宗嘗與后私誓曰：“他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限制。”及再為帝后，果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中宗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如“二圣”焉。桓彥范上表亟諫，俱不聽。后生邵王重潤，久視二年（七0一）九月，為太后逼令自殺。生長寧、安樂二公主，安樂生于道中，中宗特愛之，嫁武三思子崇訓（崇訓死，再嫁武承嗣子延秀），驕縱不法，人皆切齒。
　　神龍元年（七0五）二張既誅，五臣（張柬之、崔玄瑋、袁恕己、敬暉、桓彥范）執政，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兇雖除，產、祿猶在（以呂產、呂祿比武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幾上肉，有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宜復加。”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范、敬暉曰：“武三思尚在，公等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后悔無及。”皆不聽。二月十六日，中宗即位僅二十日，即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拜相）。十七日，以武攸暨（太平公主之夫）為司徒、定王。上官婉兒者，以祖父儀之死，沒入后宮，為則天所愛，百官表奏多令參決。及中宗即位，初拜婕妤（后拜昭儀），使專掌詔命，益委信之。婉兒與三思私通，又薦三思于韋后，韋后喜，亦與之通。三思遂得出入禁中，中宗信之，每與議朝政，且使韋后與三思雙陸（二人游戲），而自居旁為之點籌（計算籌碼）焉。三思子崇訓娶安樂公主，中宗屢微服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諫曰：“唐命初復，太后尚在，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私幸武氏，不察隱患?”張柬之等漸有所悟，諫中宗曰：“太后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戮殆盡。今陛下反正，而武氏猶濫官爵（謂封王、作相），請損抑之！”不聽。柬之等撫床嘆憤，曰：“主上昔封英王（儀封二年封），時稱勇烈，吾等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主上自誅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庸怯如此，奈何！”
　　自武后秉政五十年來（六五五至七0五），殺戮之多，冤獄之繁，不可勝紀。神龍（七0五）再革，屢頒大赦，可見一斑。正月朔，太后改元大赦：自文明（六八四）以來得罪者，非揚（徐敬業）、豫（越王貞）、博（瑯邪王沖）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得赦免。正月二十五日，中宗即位赦天下：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惟張易之黨不赦。三月五日，中宗特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蔭（憑先輩資歷享權），唯徐敬業，裴炎子孫不在免限。又制：梟氏（蕭淑妃），蟒氏（王皇后）皆復舊姓。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后卒，遺制：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璦、柳奭親屬皆赦之。
　　譙王重福，中宗之庶子（非韋后所生），其妃乃張易之甥女，韋后惡之，進讒于中宗曰：“重潤（韋后生）之死，重福為之也（久視元年太后殺孫）。”由是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進讒，謂敬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于社稷。”中宗信之，三思因獻策，封暉等為王而罷其政事，外示尊寵功臣，內實奪其權。于是神龍元年五月十六日，以齊公敬暉為平陽王、譙公桓彥范為扶陽王、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博陵公崔玄瑋為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可上朝一次）。又恐人心不服，二十五日，制降諸武爵：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為公。然賜爵為虛，知政為實，自后三思令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逐之，為五王所斥者申之，大權盡歸武氏，時距中宗復辟僅四月耳。
　　初，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并為宰相。后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于是以左、右仆射為尚書省長官，使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后決（尚書）省事。神龍元年（七0五）五月，以豆盧欽望（豆盧姓，鮮卑慕容族）專為右仆射（即不兼中書門下之職），欽望遂不敢預朝政。六月，益命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欽望乃得預政，為真宰相。自后專拜仆射者，但示尊寵而非宰相。
　　神龍元年（七0五）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則天卒于洛陽上陽宮，年八十二（六二四至七0五）。先是中宗本年正月即位之次日（二十六日），太后即由迎仙宮徙居上陽宮。次日帝即率百官詣宮上尊號曰：“則天大圣皇帝”。自后每十日一往上陽宮問太后起居。五月，遷周廟七主于西京尊崇廟，仍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及卒，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圣皇后”。神龍玄武門之變，雖云廢周復唐，終是以母傳子，與尋常改朝換代異。況臨終自愿去帝號，稱皇后，合葬乾陵，故終唐之世，李氏嗣君尊之不衰。
　　神龍元年（七0五）中宗復辟。二月，詔令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于是改眾香寺為中興寺。右補闕張景源上疏，以為“中興者，中有阻間，不承統歷，既奉成周之業，實揚先圣之資。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圖史、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字，直以“唐龍興”為名。庶望前后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寶歷，共葉神聰。”（疏謂周出自唐，唐繼自周，周唐一體，無所謂中興。）中宗以為然，降敕“自今已后，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宜改為‘龍興’寺觀。”如原改金臺觀為中興觀，至神龍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再改為龍興觀。
　　神龍元年（七0五）戶部奏報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先是長壽二年（六九三）罷舉人習《老子》，改習則天所造《臣軌》。神龍元年（七0五）中宗復辟，改周為唐，二月二日赦文云：“天下貢舉人停習《臣軌》，依前習《老子》。”
　　是年，李白發蒙讀書。
　　李白祖籍在隴西，自稱“隴西布衣”，所以把他的故居叫隴西院。山門氣勢雄偉，中門上豎匾用彩色瓷片鑲嵌“隴西院”三個大字，四周有九條浮雕蟠龍護衛。中門的對聯是：“弟妹墓猶存莫謂仙人空浪跡；藝文志可考由來此地是故居。”還有一聯是：“舊是謫仙棲隱處；恍聞昔日讀書聲。”隴西院內原有太白、文昌、蒼頡、地母四重殿宇，近年又修繕了隴風堂、序倫堂等建筑。
　　在天寶山東麓的萋萋芳草坪上，有李白胞妹李月圓墓，墓周花木扶疏，暗發清香。墓前有象征圓月的池塘一口，白鵝嬉戲碧水，垂柳搖曳微波，好一幅恬靜的風景畫。
　　天寶山下有小溪自北向南蜿蜒流過，傳說李白幼年時見一老嫗在此以鐵杵磨針，受到感悟而奮發學習，因此將這條小溪叫磨針溪。
　　隴西院向東約一里即到太白祠，這是最早的李白紀念館，至遲宋代就已經有了。經歷千年滄桑，多次興廢。現存的古建筑是清代乾隆年間彰明縣令主持重建的。紅墻環繞，翠竹掩映，古屋、古碑、古臺，組成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正殿的李白像，器宇軒昂，飄逸瀟灑。柱上高懸的楹聯是：“真賞難逢，今古幾人如賀監；大恩不市，平生無語及汾陽。”歌頌了李白的超人才華和高風亮節。
　　隴西院向北約一里便是粉竹樓。門前一塊古碑上說：“粉竹樓者，李青蓮先生為其妹月圓所筑也。自唐迄明，崇祀不絕。”現存的山門是清代遺物，門口對聯云：“月圓徽音不遠；謫仙何時歸來。”樓前翠竹叢中坐著漢白玉石雕塑的李月圓像，端莊靜穆，低頭沉思，似在思念胞兄。傳說李月圓每天將洗臉的脂粉水潑在樓下的翠竹上，天長日久，竹竿上長出一層白色粉膜，故名“粉片樓”，現在還能尋出一些粉竹來，仿佛還能聞出李月圓的脂粉香。
　　在粉竹樓東面不遠的一大片竹林農舍中有洗墨池，傳說是李白兄妹題詩寫字后涮洗筆硯處。池水豐盈，綠中帶黑，酷似墨染。池底有泉水冒出，時而有水泡浮起，狀如蒲花，故又名蒲花井。傳說飲了此井的水，便得太白之遺墨，可以耳聰目明，文思敏捷。
　　在青蓮鎮街上原有太白樓、名賢祠等紀念李白的建筑，現在僅存李白衣冠墓，碑題：“唐翰林學士李太白之墓”。后墓被損壞，1963年重新培修，立“唐李白衣冠墓”。墓周松柏挺拔、樹飄秀、花草繁茂。墓旁一小臺上，有一立方大的怪石一塊，據說是修建衣冠墓時從天而降，老百姓傳說李白念念不忘家鄉，化作隕星，回歸故里。
　　“天寶羅漢粉竹樓，紅巖夜雨臥牛石。”這是流傳在青蓮的兩句民謠。概括了與李白有關的幾處風景。石牛溝在青蓮鎮五家坡西南二里，因出過一頭石牛而得名，還流傳著“李白詠詩鎮石牛”的傳說。說是這溝里有一頭石牛，每晚要到處亂跑，踐踏莊稼，農民束手無策，李白知道此事就寫詩一首：
　　“此石巍巍活像牛，埋藏是地數千秋。
　　風吹遍體無毛動，雨打渾身似汗流。
　　芳草齊眉難入口，牧童扳角不回頭。
　　自來鼻上無繩索，天地為欄夜不收。”
　　此詩刻在碑上，立在石牛旁，從此這石牛一直靜臥不動，不再危害莊稼。
　　傳說李白是天上的太白星君，因直言進諫得罪了玉皇大帝，被貶謫下凡，到了綿州昌隆縣（今江油市）青蓮鎮李家投胎。五歲時還只知貪玩好耍，受觀音菩薩化身的武老婆婆鐵杵磨針的啟示，選中這座清幽秀麗的小山，日夜攻讀，每晚都要高挑明燈，一直讀到天亮。從此這座山每到夜晚周圍幾十里都能看得到山尖的燈光，所以把這座山叫“點燈山”。大約在李白十五歲前，還未離開青蓮鄉時寫下了《初月》、《雨后望月》、《曉晴》、《對雨》、《望夫石》等寫景抒情詩作，其中：
　　《雨后望月》
　　西郊陰靄散，開戶半蟾生。
　　萬里舒霜臺，一條江練橫。
　　出時山眼白，高后海心明。
　　為惜如團扇，長吟到五更。
　　《對雨》
　　卷簾聊舉目，露濕草綿綿。
　　古岫披云毳，空庭織碎煙。
　　水紅愁不起，風線重難牽。
　　盡日扶犁叟，往來江樹前。
　　從這些詩中描寫的景色看，與青蓮鄉環境相符合。如“一條江練橫”應指盤江，“古岫披云毳”指遠望大匡山、戴天山、紫云山的薄霧云紗，“盡日扶犁叟，往來江樹前”描寫了盤江之濱、青蓮壩農民的農耕圖。
　　李白所作的還有一首《上樓詩》：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這首詩作語言淺直，未用典故，但自然天真，且帶有兒童式的幻想。
　　在李白五歲時，由他的父親李客帶他回到巴西來的。五歲時，其家遷入綿州彰明縣（今四川江油）。李白少時好嬉戲，見武母磨杵作針，聽“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大悟，乃發憤讀書。時年約六、七歲。
　　約在706，李白開始在匡山讀書。讀書十年，其間，從空靈法師學劍術、從趙蕤學縱橫術，以詩文見長史蘇受到贊揚：“此子天才英麗”，“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肩也。”
　　705年12月16日，武則天逝世。同時代的人并沒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續性的截然中斷。在705年唐代中興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談及武后時說：“亶聰成德，濬哲應期，用初九之英謨，開太一之宏略。”在同一文獻中，他繼續爭辯說，實際上沒有發生變化，她恢復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進教育，興建學校寺廟，量才錄用官員，主持許多文學和歷史匯編，重新寬恕那些使她受蒙騙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過在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贊揚竟出自武后長期剝奪其繼位權的人之口，這件事本身是驚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對待這次篡位的“官方路線”。只是在這個世紀，更具體地說，根據陳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設，周朝不僅代表了一種政治變化，而且代表了一種意義重大的社會革命；從此以后歷史學家才開始改變傳統的觀點。當前中國學術界流行的觀點認為，武后是被剝削階級反對唐代社會中的貴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歷史學家近來則設法認定有一個“新興”階級，武后企圖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寬恕的傳統貴族的支持。但在關于唐代史料性質的幾大問題得到解決以前，有關社會階級及與它相聯系的論題必然是得不出結論的。在唐室諸王之亂失敗后，周代的改朝換代進程進行得很順利，沒有遭到反對。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細則并定都洛陽。早在7世紀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詔書中認定洛陽在交通和供應方面優于長安；而中國的經濟中心向南面和東面的逐漸轉移從此又加強了這些優勢。當武后選洛陽為都時，她一定意識到自己與唐都及那些已調到那里任職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斷絕關系的好處。作為安全的額外措施，據說她從關中的長安周圍地區遷移十萬戶去充實該城。有才能的官員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來到新都，正像《資治通鑒》在少見的一段贊揚文字中所解釋的那樣，這是因為“〔武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部分是由于這些官員的影響，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幾乎立刻著手緩和恐怖統治。691年，特務頭子周興被聲名更為狼藉的副手來俊臣請去，要他或是供認曾參與最近一次陰謀的事實，或是投入自己的甕中。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個受害者的家屬所殺；次年，有850名他的仆從被審訊、判刑，并在政治舞臺上消失。武后表現出，她既能在以前滿不在乎地支持這些酷吏，也能在以后滿不在乎地處理他們，但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她繼續讓來俊臣及其黨羽為她效勞。不久，他們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長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為武后之父的后嗣。他與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約在670年已來到京師，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從高宗去世起，他已成為勸進者中最堅定的人，顯然他把自己看作是他姑母的繼承人。武家的勢力迅速發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幾年，由于武氏中的幾個成員被授予高級文武官職，所有的成員都被封為王和得到實封，他們都牢固地樹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雖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頭銜，但武承嗣卻信心十足地發起了一場要求宣布他自己為太子的請愿。整個朝廷陷入一片爭吵聲中。武后對她侄兒的請求表現得很驚奇，所以在朝廷廣泛征求意見。有的人大膽直言反對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來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維護者是李昭德，他是從小士紳通過科舉考試發跡的另一種“新”型官員；此人是如此剛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繡袍違背了節約規定的官員鞭笞至死。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讓她家屬擁權過重的危險性；不到一周，她剝奪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權力。當她侄兒怒沖沖地前來抗議和污蔑李昭德時，她平靜地對他說：“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事情到此結束，但只是暫時的。如果說這一次武后對她家屬抱敵視態度，但其他幾次她的態度又迥然不同，竟讓他們在公開典禮中作她的助手，還命他們統帶她的幾支大軍。為了防止出現睿宗被指定為她的繼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懲辦了那些與他關系過于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兩名寵妃。其中一人就是未來的玄宗之母。對她的這種行為可能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武后確實被自己的氏族和諸子爭奪繼位權之事弄得焦頭爛額。結果，狄仁杰的論點——集中在母子紐帶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兩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勢有利于她的長子。但第二種解釋同樣可以講得通。她把決定拖延至698年，因為繼位問題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團的很有價值的手段。如果事實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視作武后整個執政期間表現的政治技巧的一個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擴大對宰相們的皇權，在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開始時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腦的職位。它逐漸也被授予其他高級官員，所以宰相的人數可從3—15人不等。他們的職責范圍是輔弼天子，指導官員和掌管政務，從而使宰相成為最重要的官員。到7世紀中期，已經出現觸犯帝權的強烈的集團意識、主動性和愿望的種種跡象；這些特征明顯地表現在圍繞廢黜高宗第一個皇后的爭論方面。太宗沒有大力反對這一傾向，似乎常常只把自己看作是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歷史學家從此就對“貞觀之治”大加歌頌。這些歷史學家之蔑視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獨斷專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權力的發展，又是因為她是一個婦女和篡位者。她半個世紀的統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間的一種新關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們會發現，她幾乎使人覺察不到而做到了這一點，因為采用的方法一般沒有超越傳統的框框。例如，任免權無疑是皇帝的一個特權，而武后使用它時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統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為七年。從684至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兩年。60歲以下被任命的為數甚少，職務的調動空前頻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擔任宰相的三年中也擔任了不少于七個不同的職位。臨時任命和在京師外執行長期任務的情況比以前更加頻繁；部門職能的自然重疊使武后取得在集團內部制造對立和分裂的機會。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樣的杰出人物與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輩和道教的術士一起安置在相應的職位上。當697年來俊臣最后被處決時，她竟聽任一個捏造的罪名把來俊臣的主要敵人李昭德同樣處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達驚人的80％的人從高級職位上被迫撤下來，有的人被流放或處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級任用。太宗時這樣的人占33％。在她統治時，官僚的高級圈子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令人感興趣的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劉知幾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賦，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種種危險作為警告。它名為《思慎賦》。其他傳統的控制辦法也是為了達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專門的獎賞制度，它旨在提醒人們，榮譽的取得不但靠科舉中試或靠成為高官顯宦，而且還靠在職時取悅于統治者。像清代多產的史學家趙翼就有時稱贊她能接受大臣的規勸和批評。但是一經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終劃清對她自己的批評與限制帝王特權的企圖這兩者的界線。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塊她奉為祥瑞的白石，因為她重視這塊白石的“赤心”。當李昭德觀看時，他說：“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她與其他人一起也為之解頤。在另一次，她的寵臣吉頊堅持提出繼位問題，雖然眾所周知，她把此事視作“家務”。她告訴他，太宗曾對她談到一匹不能馴服的新馬。她冷冷地看著吉頊說，“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這個大臣顫抖退出。
　　有時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議政，她寧可依靠她的寵臣和女兒太平公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個通稱為“北門學士”的非官員顧問集團。它是后來翰林院的前身，不但為武后草擬以她的名義發表的大部分文學作品，而且還協助決策。當宰相們阻撓興建明堂的奢侈計劃時，武后干脆繞過他們而依靠這些學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現象是：存在一個發展和擴大的官僚集團，而同時它的上層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個日益發展的官僚階層遇到了武后這位對手，這可能是在她被廢黜時只有一個大臣哭泣的原因吧。武周的最初幾年相對地說是平靜的，恐怖的緩和帶來了處理若干老問題的機會。在邊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蠻諸部落正為進行了相當時期的內訌所苦；在690至694年期間，超過35萬名“蠻夷”前來中國避難。兩名有才能的將軍王孝杰和唐休璟說服武后，收復678年喪失的“四鎮”的時機已經成熟。在692年陰歷十月，他們在西面擊潰了吐蕃軍，并在龜茲重建安西都護府。可是在朝廷，武后對嚴重的行政問題表現得認識不夠，自己忙于匯編文學作品及設立新職位以安插和濫用官員，再就是忙于與佛教打交道。她又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輪”的頭銜；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輕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殺生。在這一時期，她對這一印度宗教的庇護說明了面首和尚對她的影響；這個和尚的愛好似乎已趨向在明堂周圍的寺廟群主持秘密的、有時是血腥的禮儀。由于五方雜處，這些禮儀被稱作“無遮”會，但它們似乎在懷義和尚死后即煙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護華嚴宗和此時迅速發展而深受歡迎的禪宗。她的庇護還擴大到科舉制度。武后一貫重科舉制而輕靠各種特權進入官僚集團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創君主親自策試貢士的做法。武后顯然看到科舉制能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因為在693年，她用幾年前自己編寫的《臣軌》“經”以代替舉子的必修課程《道德經》。這個文獻以太宗的《帝范》為模式。它體現了武后的政治哲學，主要包括從儒家和道教經籍中精選的引語，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標題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寫的，正文包括有關帝國政策的結構十分嚴密的觀點，反復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為心使也”。它不斷地強調忠誠，強調國家的權利高于個人。在705年前，每個應試士子被要求牢記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掄才考試過程中采用的糊名法。這樣做的原因不詳。但這一措施可能與那一年出現的問題有關，因為容許一定范圍的循私舞弊是堵塞批評的一個權宜之計。還有許多事情可以批評。武后與懷義面首的關系已日趨冷卻，這部分是因為他的行動越來越驕恣，部分是因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醫生來代替他。懷義和尚是一個易沖動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賀中被公開冷落后，就縱火焚燒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毀；雖然武后公開譴責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誰應該負責，于是決定行動。她駁回了公開審訊的做法，因為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決定，而且還會帶來令人難堪的證詞，所以她采納了太平公主的計劃，把這個和尚誘至宮內并秘密處死。隨著他的死亡，武后對佛教的態度似乎改變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稱號，終止了殺生的禁令；在她的年號中，在皇宮及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開始使用像“天”那樣的儒家字眼。但這些建筑決不是按儒家精神興建的。史書中也有“用財如糞土”的記載，御史們也經常提出耗盡民力和國庫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歷史告訴我們的那樣具有毀滅性，現在沒有辦法作出確切的估計。
　　雖然帝國仍舊繁榮，人民繳稅一般沒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對財政事務越來越關心和開始打算處理帝國面臨的日趨嚴重的財經問題。695年，李嶠上疏提請注意浮逃戶的數字日增，他們出于種種原因從登記地出逃，作為未登記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議規定這些人向當局投案的期限。他們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們的定居地登記，但不論何種情況，都要成為正式登記的納稅者。新政策不僅由地方官員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監督。武后批準了這一計劃，而且御史也實際上被任命了。但計劃受到朝廷幾名大臣的阻撓，最后被擱置下來。然而它在8世紀初一定被恢復執行，因為人們從敦煌和吐魯番發現了括浮逃使執行這類政策的有關文書。這些文書的日期是從702年和703年起，當時李嶠又成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在8世紀的最初幾年，由于商業日益重要而引起的問題也受到相當的注意。通貨問題顯然更加嚴重了。在7世紀90年代中期私鑄成風，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屬，以致必須熔化農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從701至704年，某些私鑄錢獲準使用，作為應付通貨長期短缺的一個措施。703年，曾有對商人和貿易征稅的企圖，但它被朝廷的傳統主義分子所阻。造成國庫真正嚴重枯竭的兩個因素——迅速擴大的官僚集團的俸祿和防務費用——尚未達到嚴重的程度。但從695年起，防務費用開始成為大問題。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開始在邊境襲擾，他從此折磨中國達好幾年，時而掠奪，時而又要求歸順；時而叛亂，時而又要求和親。在他的生涯的開始階段，他順從綏靖；在695年，當武后將注意力轉向吐蕃的更嚴重而緊迫的威脅時，他被收買，得到了一個中國的“公”的封號。自7世紀60年代以來，吐蕃已一直在進行它的領土擴張，但隨著幼王（贊普）在676年登位，實權落到了屬于論氏的大臣們的手中，統治者對他們也難以控制。695年秋，最有權勢的大臣論欽陵率軍侵入中國，次年春天在離長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敗了王孝杰和婁師德率領的中國大軍。武后立刻降了二將的級，但這一年爆發的大規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對吐蕃〕作進一步的報復。這場叛亂是完全沒有料到的，因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護府以來，一直平靜無事。契丹人在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們之中的李疽和孫萬榮升任很高的職務。但他們在中國官員的管轄下并不是一貫走運的，這時的中國都護是一個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饑荒中，他沒有提供救濟物資，并“視酋長如奴仆”。他們便舉兵叛亂，在一周內兩名首領武裝了數萬人。官方的反應是迅速的。28名將領率領數目不詳的軍隊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戰斗中幾乎全軍覆沒。這次戰敗是一大震動，它的規模造成了危急局勢。次月，一份詔令提出大赦和重賞那些愿意參軍的罪犯或私人奴隸，這一提議是如此異乎尋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員氣吁吁地說它有損國基。同月，當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圍地區筑壘自固時，突厥人侵入今甘肅的涼州，仍占領隴右的吐蕃利用這一局勢要求中國軍隊從“四鎮”撤出。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對外政策而受到稱贊的，但在這次危機中她表現出的冷靜和果斷完全值得贊賞。郭元振使她相信，論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順應時勢，派使者前往就和親和交換領土進行談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撥離間。默啜因地位穩固而要求優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鑰匙。這個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國的宮廷政治，因為他在以前已經提出，如果武后愿將她女兒太平公主嫁給他并收他為養子，他就攻打契丹。這時武后答應考慮這些條件，同時又頒發了承認他為可汗和封他為帝國將領的證明。默啜把這些榮譽視作受寵遇的標志，于是利用李疽之死進攻契丹的基地，并帶走了不在那里的領袖的家屬和生活用品。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國；同月，他們新聯合的軍隊抵達營州邊界，在冬季被阻。據史書記載，“河北震動”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絕了契丹人要他們參加廢黜武后的圣戰的號召。
　　697年在陰郁的氣氛下開始。默啜已變得不耐煩了，于是又開始掠奪中國的邊境諸州。同時，一個與名門望族有關系的刺史劉思禮被一個術士的夸夸其談的預言所惑，組織了一次奪取皇位的陰謀。他吸收了一批京師官員，但在他們能夠行動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貫注于契丹威脅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讓到處插手的來俊臣去對付這些密謀者。正好來俊臣一直在等待這一機會，于是大搞擴大化，株連無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余人”。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懼的氣氛所籠罩。約在這時，同父異母弟兄張易之和張昌宗這兩個重要人物的出現又增添了新的內容。這兩個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錦繡袍”，靠與太平公主和被認為與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寵，從而平步青云。雖然武后年約七十，但據史籍記載，她善自涂澤，以致“左右不覺其衰”。可能在這時使她長出新齒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藥，增加了朝廷中關于他們關系性質的謠傳的可信性。張氏弟兄的權勢迅速超越了一切；據說甚至武氏的子弟也“爭執鞭轡”。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來俊臣和二張都為了自己的目的威脅其他官員；武后在考慮已用了870噸青銅的九鼎的鍍金問題；而同時契丹則無阻攔地進入現在的北京地區。這時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驚而要考慮現實了，他的要求是：割讓單于大都護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國內六個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隨之而來的朝廷的一次大辯論中，武后開始時傾向于李嶠和田歸道的“強硬路線”，但契丹的威脅迫使她支持綏靖派。她勉強送給默啜大量賄賂，并答應皇族聯姻，以期至少暫時使他得到滿足。隨著夏季的即將來臨，她派兩支大軍（其中一支兵力20萬）征討契丹，這時形勢發生了變化。只有很少中國人參加了叛亂；契丹的首領因一次外交的錯誤而與默啜疏遠，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斷送給突厥人。這個消息傳到了已與中國人交戰的叛軍那里；當非契丹族部落民嘩變時，士氣低落的軍隊崩潰了。那些在潰退中免遭殺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難。契丹叛亂終于被平息，但這是在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和河北大部分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氣氛緩和下來。來俊臣第一個消失，他的下臺是自食其果。他權欲熏心，竟同時指控李氏和武氏兩個皇室成員都在搞陰謀。太平公主的狡詐幾乎不亞于她母親，她領導被控者進行反指控，并且進行得如此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將來俊臣處決。整個京師為他的死而慶賀，甚至在暴民將他的尸體撕成碎塊時，官員們就開始上報他的種種不公正的行為。武后終于相信，首先她承認自己已經受騙，誠懇地答應結束恐怖統治。這次她決意這樣做，以狄仁杰和吉頊為首的大臣們迅速行動，立刻提出繼位這一微妙問題。698年陰歷三月，中宗及其韋后從他們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陽。武后已決定帝國將再次由李氏家族來繼承。這一決定使武氏利益集團深為失望。據說武承嗣不久因懊惱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與默啜之女結婚這一不光采的場面之前。正統的官員們惶惶不安地抗議，其中一個最直言不諱的官員說道，“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這個批評者張柬之被貶至遙遠的邊境區，直至704年才回來領導一次復辟政變。對武后來說，派侄孫前往突厥的行動證明是一次嚴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當時已認清武后無意答應他的幾個主要要求，于是利用這個親王的來臨作為借口，以便用武力來實現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對朝廷猛烈攻擊，抱怨所收禮物的質量低劣，他嘲笑與武氏聯姻的想法，因為他認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門第。他最后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698年秋，他率軍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條路線，穿過耗盡元氣的河北入侵中國。武后設法喚起全帝國進行另一次大行動，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組成的、估計達45萬人的軍隊。當這次大軍也不足以阻止機動的夷狄時，唯一的解決辦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這次人民抵制了。連續的征兵總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聲中，中宗被宣布為太子和河北幾支軍隊的統帥。史籍可能夸大其詞地記載說，五萬人立刻響應這一號召，在同年陰歷九月末，狄仁杰能夠率領一支十萬人的軍隊開赴戰場。隨著軍隊的到達，默啜撤退了；他帶著40萬大軍忙于為自己擴大在長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勢力。司馬光黯然指出，“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在十年內，他控制了從滿洲邊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個亞洲腹地。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專門的常備軍外，沒有采取防止危機再發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最明顯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結束代價高昂的遠征和干涉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時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場大病后，似乎滿足于吃老本和享樂了。最后，邊境的威脅開始迅速減少。當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終于行使他的王權，對論族及其支持者進行打擊并打敗了他們，殺死了數千人。雖然內訌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們在次年仍對中國大舉進攻。這證明是一場災難。唐休璟將軍在六次大戰中打敗了他們，使他們潰不成軍。武后然后命郭元振掌管隴右道的涼州這一戰略中心，他與繼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練地治理了十年，擴大和加固了中國的領土，贏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很大的繁榮。702年，吐蕃人恢復對中國的朝貢，并要求和親。不久，吐蕃與它屬下的民族的內部糾紛、幼王的死亡和七歲的統治者的登基，確保了又一個安定的時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國才聽到有關致力于建立對西突厥人統治的默啜的消息，當時他率領一支大軍沿傳統的突厥入侵路線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圍。正當組織反攻時，他又撤軍；次年夏季，他要求將他女兒嫁給皇太子的一個兒子。這個要求當然被拒絕；但有跡象表明，對一個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作了某種安排的。703年，中國人在托克瑪克（碎葉）淪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組安西都護府。但默啜在鳴沙（今寧夏南部的中衛附近）最后一次大勝中國人后，不再在中國制造麻煩。他不斷忙于對付其附屬部落的起義，直到716年他在遠征北拔野古人時死去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幾年被張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團企圖推翻他們的種種活動所支配。特別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戀她的兩個面首，對他們真是有求必應。以前十分罕見的包庇和腐化當時變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隨之下降。699年，她為二張設置新的機構控鶴府，以使他們的地位合法化——鶴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雖然設置的公開目的是提供有才華的文件草稿和文學作品匯編，但它很快就墮落為類似男性后宮的場所——如果朱敬則的奏疏可信的話。到700年年中，它已變成了一個制造鬧宴、賭博、酗酒、反常勾當和荒誕行徑的丑聞的地方，又是以后幾個世紀富有想象力的小說家們取得素材的富礦。武后盡管健康狀況日趨不佳，卻經常出席，雖然她越來越在京師外約60英里的三陽宮尋求更省力的娛樂。她沒有采取約束這些寵幸小人的行動，甚至當關于他們賣官鬻爵的行徑、浮華炫耀的生活作風以及災難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絕于耳時也是如此。在受到整個官僚集團痛恨的情況下，二張竟然還疏遠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對前者，他們主張讓李氏成員繼位，對后者，他們告發了中宗的兩個子女，即他的長女和他與韋后所生的獨生子，兩人因批評二張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也使二張失去了在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死后生存下來的唯一機會。與兩個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個聯合也許可以拯救他們；但他們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來。這一家庭悲劇發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長安，準備在那里住兩年。史籍都未說明原因；也許這是出于健康的緣故。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遷移，打算表示帝國不久將重歸于唐室。她在長安頒發文告，以終止所有反對她的叛亂者的危險處境，并且為有一個成員犯罪的家庭恢復已被剝奪的政治權利。遷移的最后一個目的可能是要減輕在洛陽積聚的反對她所寵幸的人的壓力。最后一點，她失敗了。二張的主要敵人是一個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諱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經遭受多次關押和流放。他或是通過二張的奴仆，或是通過一個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經幾次打擊二張，并已隨朝廷前往長安。二張正確地懷疑他的用心，當703年年中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患重病時，他們決定先對他進行打擊。他們無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張武后退位；同年陰歷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審訊開始了。整個朝廷全力證明魏元忠無罪，但只有當后來成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張說改變作偽證的主意時，指控才表明是絕對虛假的。但是武后決定壓制正義和為她寵愛的人挽回面子，為此她把魏元忠和張說二人都發配到南方，這就使她威信掃地。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動可能決定了她的命運。高級官員看到了二張權勢炙手可熱的程度，同時也認識到打倒他們的必要性，否則他們自己的命運就會被或真或假的臨終遺詔所決定。有的官員走得更遠。如果不能把專擅武后寵愛的兩個可鄙的寵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須下臺。陰歷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陽。在這時，武后最后顯示了她的干勁，她通過放棄建造一座昂貴的佛像、撤換一批貪官和在嶺南發生嚴重抗議后提高道的行政級別的為時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為都不能掩蓋二張的問題。她經常生病，只有二張能進入她的內寢，同時粗暴地打發一些失望的大臣們離開。在秋季，張昌宗在一次對他家族的幾個次要成員受賄的指控中受到牽連，盡管他明顯地有罪，卻只處以輕微的罰金。朝廷再次為之震動；部分地為了進行安撫，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聲望又干練的張柬之提升為宰相。張此時已80歲，他的漫長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半失寵的情況下在京師外度過的，并且他策劃倒武后的活動已進行了相當的時間。只有他最親密的幾個心腹才知道他的計劃已進行得很順利，而大部分官員繼續把攻擊予頭針對二張，試圖以合法手段把他們消滅。704年陰歷十二月，他們指控張昌宗犯有叛國重罪，當連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開脫他時，她就采取了特恕的辦法。反對派這時才認識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們行動了。主要的密謀者張柬之、崔玄瑋、敬暉、桓彥范和袁恕已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勸出東宮，并帶了五百名御林軍進入玄武門。他們在庭院內遇見張氏弟兄，把他們就地處決。在他們進入皇宮前，披頭散發和狂怒的武后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勢后，就以輕蔑的字眼對顫抖的兒子和其他密謀者講話。然后她返回臥床，她半個世紀的權力到此結束。
　　在四川西北部一個叫做青蓮的小鎮。705年，一戶外鄉人出現在這里，并住在了這個被后人稱之為隴西院的地方。鄉親們只是聽說他們從遙遠的西域來，但并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來這里做什么。對于這個當時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偏僻小鎮來說，他們的到來頗顯得有些神秘。后來這家的男主人被鄉親們叫做李客，而他就是著名詩人李白的父親。可以看出來李客，當然這個客其實也不是他的名字，他就是遷徙到了清蓮鄉以后，因為對于當地人來講他是個客人，所以就以客來叫他的名字。這可能也是他父親有意要隱匿自己的真實的姓名。從遙遠的西域一路走來，李客沒有選擇長安、洛陽、成都這些大城市，而偏偏選擇清蓮這個人煙稀少、偏遠幽靜的小鎮來落腳。難道這中間有什么隱情？鄉親們開始不斷的猜測。有人說，因為李客生性豪放，武功高強，為打抱不平殺了人，因此躲到這來。也有人說，李白的先祖原本也是皇族，但在宮廷爭斗中敗下陣來，于是遭到追殺。一時間眾說紛紜。人們對于李白一家的來歷很是好奇。在李白來講他認為他是當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涼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孫，那么唐王朝也認為這個李暠是他們的幾世幾世的祖宗，算起來李白的輩分還比唐玄宗要高，可能還要高兩倍，所以唐玄宗可能還得把李白叫爺爺，如果這么算，當然他可能是跟李唐宗室之間有親緣關系。
　　庭院深深深幾許，在非常講究門第觀念的唐代，一個毫無背景的年輕人要想進入上流社會，那是相當困難的。如果李白真的有皇族的身份和背景，那可是普通人求之不得的機會。然而卻發生了這么一件奇怪的事。唐玄宗在天寶元年曾經頒發了詔書，也就是說要讓全國漏登記了的李唐宗室的族人，重新登記上，進入他們的宗譜，但是李白沒有去登記。李白到了長安的時候，和唐玄宗見了面，但是唐玄宗也沒有認他這個親。風雨飄搖一千載，已經沒有人能夠摸得透李白當時的心思。究竟李白是不是皇親國戚，他與李唐王朝是否有著難以言說的淵源，也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青蓮的太白碑林刻著李白的《蜀道難》。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因為交通不便，與中原相對隔絕。使得這里的文化與中原地區有很大的差別。四川曾是中國道教的重要發源地，自古以來這延綿不絕的巴山山脈就歸隱著各路賢者。青蓮所在的綿州地區，是一個羌族、氐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區。盤江的南岸，就是過去在唐代住的是漢族人，這一面就住的是氐族人。李白當時就住在北面、氐族人這個群落當中。說明李白在兩族人民交界的地方生活、還有互相溝通往來，對漢族人的文化、習俗也有很多了解，那么這一頭對氐族人的生活、習俗、文化他也有很多了解。過去這里是個渡口，當時氐族婦女經常滑著小船到這里來和漢族人做小生意。從西域歸來落戶青蓮的李白一家為什么偏偏對少數民族地區情有獨鐘呢？難道他們自己就是胡人嗎?
　　盡管青蓮鎮流言蜚語滿天飛，但并沒有影響李客這個低調的隱者教他五歲的兒子誦讀《子虛賦》。從此司馬相如成為這個孩子的偶像，他立志要做賦臨相如。他在四川五歲的時候可以讀《子虛賦》這樣一篇文章，證明他已經有很好的中原文化和漢文化的底子。他這個家族雖然長期生活在西域地區，但是可以肯定來講，他整個這個家族就好像是一個華僑一樣，一直沒有中斷對中華文化這樣一個延續和教育。如果李白的父親真的像人們傳說的那樣，是西域的胡人。那他又怎么能讀得懂鋪張揚厲的漢賦，并且把他交給自己的兒子呢？相傳李白小時候極為淘氣，經常逃學，直到在河邊遇到了一個磨鐵棒的老婆婆他才頓悟要發奮圖強。是否真有這么一個人啟發了李白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李白的成長過程中他的父親確實是異常重要。
　　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我們中原地區的小孩子，像李白這樣大的小孩子，像杜甫從小讀的都是儒家的圣賢書，誰會去讀六甲呢？六甲其實就是方術之術，奇門遁甲、算卦這一類。十歲觀百家，他沒說我十歲觀儒術，他觀百家就是說他看了很多雜七雜八的書。
　　這是一幅匡山圖。匡山是四川西北部的一座名山，李白聽說大匡山有一位隱居的賢者，精通治國之術，于是就在他十五歲的時候，離開家，到匡山的大明寺開始了他遠離塵世的寄讀生活。這一去就是十年。李白當年讀書時的匡山人煙稀少，山路上經常會有野獸出現。然而這個只有十幾歲的孩子竟然能夠十年風雨無阻。當今天走進深山時，李白曾經苦讀的地方已經種上了莊稼。詩仙朗朗的讀書聲已經隨歷史而飄散。李白從小天資聰穎，博覽群書，在匡山苦讀十年，學習治國之術，然而他為什么不像其他讀書人一樣考取功名實現抱負呢？
　　確實他從小胸懷大志，他總想為國家建功立業，安社稷、濟蒼生，但是他又想走一條非常的道路，他自己說要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因為李白這個人很自負。他不屑于像一般人那樣走那種仕途的道路。李白一生雖飽讀詩書，卻沒有參加過任何一種朝廷舉行的正規考試，這與白居易、杜甫等唐代著名的詩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難道這么做只是為了顯示自己超凡脫俗嗎？他家的先世是被流放到西域，是回到四川過后，才恢復了李姓。也就是說，有的學者認為，他不參加科舉考試肯定是和他的家世有一些難言之隱有關系。因為在唐代參加科舉考試的話，也要把家世填寫得很清楚。
　　在唐朝一般要三五年才舉行一次科舉考試。每次應考的都是天下的有才之士。數千人參加考試，最終錄取也只有幾十個人。連杜甫都屢次落第。也許真的是因為家世背景的難言之隱，讓李白連嘗試一次的機會都失去了。很多學者都認為，如果李白真的成了政治家，真的做了官了，那么我們就沒有李白這樣的詩人了。即使他仍然在寫詩的話，那么也可能是王安石一樣的詩人、蘇東坡一樣的詩人。
　　太白碑林里收集了李白一生創作的百余首詩文，絕大多數都是古風。李白從小讀漢賦、誦六甲、觀百家，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文學樣式，為什么他就偏偏喜歡古風呢？對于李白來說，他不是說格律詩他寫得不行，李白的格律詩要寫，也能寫得很好。關鍵就是說，像他這種個性，他更喜歡也更擅長使用歌行體來表現自己這樣的一種性格，來表現自己這種不受約束的這樣一種情懷。他要是老寫格律詩題的話，對他自己來講是一種很大的約束。這就好比杜甫寫歌行體寫不過他一樣。對于李白來說，他不是說格律詩他寫得不行，李白的格律詩要寫，也能寫得很好。關鍵就是說，像他這種個性，他更喜歡也更擅長使用歌行體來表現自己這樣的一種性格，來表現自己這種不受約束的這樣一種情懷。他要是老寫格律詩題的話，對他自己來講是一種很大的約束。這就好比杜甫寫歌行體寫不過他一樣。在李白紀念館的太白書屋，陳列著一件珍貴的文物。這幅《上陽臺貼》是目前李白留在世上的惟一一幅的詩歌書法真跡。李白的詩有上千首，但是他留下來惟一的能夠確認的就是這一幅。這里有宋朝時候宋徽宗的親筆題跋，用的瘦金體，這里有他的章，太上皇帝之寶。還有集賢殿大學士張宴敬的評價，還有元朝時候歐陽玄的這個詩歌。
　　讀六甲、觀百家，不考科舉、偏愛自由奔放的古風，李白與中原文化孕育下的傳統文人相比，他從小到大的行為讓人費解，難道他真的像傳說的那樣是個胡人嗎？不知能否從他的相貌中看出一些端倪。李白有個朋友叫魏顥，在一篇文章里頭對他有個描述就說，他叫“吃如惡虎，”意思就是說他張嘴的時候，張嘴或者笑、或者發怒的時候，就像猛虎一樣。李白本身也說過他的形象，雖身不滿七尺，而心胸萬夫。那么有人根據這個身不滿七尺就推算，七乘三，兩米一多。那就說他是二米一多，外國人，個子高大。但事實上他是理解錯了。因為七尺之軀七尺男子，這個成語是春秋戰國時候的成語，那個時候的尺子，一尺就是0.23米，那么折合起來七尺男子就是1.61米的樣子。那么他說了身不滿七尺，那就是說他還不及一般的男子的身材高。可以感覺得到，他身量不高，能量很大，可能眼睛未必很大，但很有神。他自己肯定是這個形象和個性和他的詩一樣是能夠配套起來的。古人沒有照相術，自從吳道子為李白畫的惟一一幅寫生也失傳了之后，我們再也無法看到一個真實的李白了，當然也無法從他的相貌斷言李白的血液中是否有胡人的基因。但是，因為李白的父輩來自西域的這種特殊經歷，使他的身世成了一個懸念。因為他的先世被流放到西域，他的哪一代祖先是否娶過胡地的女子，這個是說不清楚的，有胡人血統也不奇怪，實際上我們中華民族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開始了民族的大融合，漢族人中間混有少數民族的血統實際上也是不奇怪的。
　　傳說李白無論走到哪里，總是喜歡隨身帶著一把龍泉寶劍。他自己在詩中說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難道李白真的像俠客一樣殺過人嗎？唐朝有部法律叫做《唐律疏義》，這個唐律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一部大典。后來很多封建主義社會的法律都是以唐律作為一個標準。那里面你別說手刃數人，你打斷對方一條腿，你都跑不了，那如果按手刃很多次人的話，李白自己也可能被刃了很多次了。所以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更多的表現一種氣概。仿佛恍惚之間，搖身一變自己在夢中或者在詩里，變成了一個俠客。李白在匡山時，每天聞雞起舞、苦練劍術，更有人說李白武功了得，他在樹林中揮舞寶劍，樹葉落在地上竟是他即興所作的詩句。有這樣一個趣事，在長安他在街上遇到一幫小混混，跟小混混在一起打了一架，結果他還被打傷，說明李白的武功并不是十分高強。
　　無論是將進酒、杯莫停，還是舉杯消愁愁更愁，在人們眼中李白總是舉杯邀月、醉眼惺忪的模樣。酒似乎是李白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壇子里裝的是江油本地生產的白酒，但在李白生活的時代，這里并不產酒，而是盛產砂金和中藥附子。但是至今為止還沒有發現他在江油這二十五年關于喝酒這方面的記敘。這說明什么呢？這說明李白在江油的青少年生活時期，他沒有飲酒或者是不大飲酒。當時唐代那個酒和我們現在不同，那個時候酒的度數比較低，就像現在的米酒和醪糟水這種，所以他不會喝得很醉。偶然在詩里面出現他喝的爛醉如泥，他只是一種詩歌的藝術夸張和描繪。
　　天子扶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在李白的生命中，不知是酒創造了詩，還是詩成就了酒？雖然人們說，唐太宗召見李白的時候，李白喝醉了酒，讓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是小說家的杜撰，但足以證明酒讓李白享受到了眾星捧月一般的幻覺。因為唐朝是個詩歌的王國，對于詩人，那是特別景仰的。那就像我們現在追歌星一樣，比追歌星還追得厲害。那時候追的是詩星。然而等待李白的不是皇上的賞識、宰相大臣的職位，相反是一生漂泊的失意和無奈。李白沒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遠在四川青蓮的父母也不可能再給他任何的幫助。當身為宰相孫女的妻子也去世之后，李白失去了所有經濟上的支持。他又如何能夠遠游四方呢？據百姓傳說，是（皇上）給他賞了一枚金牌，這個金牌上面就說的“走州吃州、走縣吃縣”，走到哪里，哪里就要供應。就像給了他一個現在所說的信用卡，走到哪里都可以提錢了。
　　莫怪無心戀清境，已將書劍許明時。李白寫過了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首詩《別匡山》之后，他上路了。他不知道這次出發的目的地、更不知道自己這一生都只能永遠的遙望故鄉了。
　　曉峰如畫參差碧，
　　藤影搖風拂檻垂。
　　野徑來多將犬伴，
　　人間歸晚帶樵隨。
　　看云客倚啼猿樹，
　　洗缽僧臨失鶴池。
　　磨針溪在眉州象耳山下。小時候，李白不喜歡讀書。一天，乘老師不在屋，悄悄溜出門去玩兒。他來到山下小河邊，見一位老婆婆，在石頭上磨一根鐵杵。李白很納悶，上前問：“老婆婆，您磨鐵杵做什么？”老婆婆說：“我在磨針。”李白吃驚地問：“哎呀！鐵杵這么粗大，怎么能磨成針呢？”老婆婆笑呵呵地說：“只要天天磨鐵杵總能越磨越細，還怕磨不成針嗎？”聰明的李白聽后，想到自己，心中慚愧，轉身跑回了書屋。從此，他牢記“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道理，發奮讀書。老婆婆自己說她姓武，現在磨針溪旁有武氏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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