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男，一個詩人報告文學家 

 作者 苗洪（海口） 

 

    一詩人寫報告文學，帕男不是先例，但帕男的報告文學有帕男的詩歌氣質

  “我應該叫你詩人，還是散文作家，還是報告文學作家呢？”我看門見山地問。

   帕男卻這樣回答我：“按創作題材分類，除非你專工一樣，就好說了。不過冠以什么頭銜都不重要，不管寫作什么體裁，統稱為寫作者更為合適。在當地寫作者圈子里，也可以說在云南文壇，只知道我寫詩，而不寫別的。”

  誠如帕男說的，我也只知道他寫詩，從我認識他開始，四年時間，幾百首詩歌向我擲來，炸得我眼冒金星。老實地講，正是這種狂轟濫炸，我注意到了帕男，也注意到了帕男的詩歌。

  四年時間是短暫的，這對于人生來說，卻對于個人只專注于一個的作品研究，四年時間又是漫長的。我以帕男為個例，對其詩歌文本的多維關注，寫下了上百萬字的讀后、評論和專著。帕男這個名字，在我腦子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詩人，而且根深蒂固。

  要不是《滇我的那個云南》的創作出版顯得那么艱難，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訴苦，我便不知道帕男還另有絕活。

  寫作散文的女作家一饈告訴我，帕男的散文更棒，我試圖順著一饈話去追朔探究，是不是這樣？在追朔的過程中，我發現他的寫作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帕男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就開始寫作，那時，他還在湘南一所私立大學里寒窗苦讀。聽他的大學同學講，帕男在上大學三年，老師布置作文他是班上唯一一個交小說的。

   后來和帕男的交談中，從他親口說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寫過七八個短篇，他記得的就有《倩男小傳》、《遙遠的地方有一雙眼》等等，不幸的是這些小說沒用公開發表也沒有保存到現在。

  帕男說，1985年4月，他還未畢業就被湖北十堰市人事局要到了該市的一所中學任教，而后轉到電臺從事記者和編輯工作。人家說，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他說其實不然，應該是心有多大，苦難就有多大。由于去深圳心切，他居然不顧一切地辭去了公職，沒有想到這一辭職卻成了苦難的開始。

  在重新求職途中，他把書稿交給了一位在廣東韶關醫院實習的廣西校友保管，等流離經年，在云南安頓下來，這位校友卻去了美國的休斯敦定居。從此后，帕男的書稿與那姑娘一起均渺無音訊了，他對其書稿的命運不再去想象、追問。

  從事新聞工作的帕男偶爾寫詩，多年后的1996年才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部書《男性高原》，在寫詩的同時又開始涉獵報告文學寫作，也就在同一年出版了他的個人的報告文學集《高原潮》。

  間而又有多部散文集或長卷散文出版發行，帕男的散文開始被文壇關注，且進入了一些評論家的視野。

  多位文友在私下和我聊起過帕男的詩歌和散文，還要我對帕男的詩歌和散文進行比較，是覺得詩歌好還是散文好。我并沒有直接地給出答案，但我聽出文友的真實表達，他們其實更喜歡帕男的散文。

  帕男對自己的散文也很自信，甚至跟我說過，他的散文成就應該在詩歌之上，我只是沒有承認這一點，但就我讀過他的不多的散文篇什，我還是更偏愛于他的詩歌。

  詩人寫報告文學，帕男不是第一人。可能有人難以理解帕男作為詩人，是如何處理報告文學和詩歌不同創作方式的轉換，眾所周知，報告文學這種體裁的文章兼有新聞和文學的兩種特點。新聞要求真實性，而詩歌需要的大膽想象。我反而認為，作為詩人的帕男在報告文學創作上正好吸收小說的描寫技巧、戲劇的對話藝術、電影分鏡頭的敘述方法以及詩歌的跳躍手法等。

  帕男的報告文學往往憑借散文和詩歌語言，戲劇、電影的敘述方式，化平庸為神奇，或以全景式，或集合式，抑或卡片式等等對重大事件的還原、展示和記錄。

  帕男一共創作了《高原潮》《陽光地帶》《穿過神話之門》《裂地驚天》《滇，我的那個云南》《芳澤無加》《大江歌罷》《格局楚雄經驗密碼》8部共計200余萬字還多。

這些作品中影響最大的是《裂地驚天》。《裂地驚天》以反映大姚“7•21”地震抗震救災為內容，在地震發生不到一個月，帕男就完成了這部長達25萬字的長篇作品并由云南民族出版社迅速出版，作品還獲得了第二屆楚雄州文藝最高獎“馬纓花文學獎”一等獎 

  該作品在當時的社會評價也很高，老領導馬榮春認為：書中全景式地，立體鮮活地再現了“7•21”地震發生后，從災區到全州，全省乃至到全國圍繞抗震救災所發生的事件和場面，其視野之開闊，信息之豐富，氣勢之奔放，描述之清晰，使你不能不為之震撼。

  老作家熊望平當時還特別撰文稱道：“由瑤族作家帕男推出的長篇報告文學《裂地驚天》在大姚“7•21”地震發生后兩個月就與讀者見面了。洋洋20余萬言，按常規講，寫作或是出版，兩個月的時間，任中一項都難以完成。地震本身就是反常規的，因此《楚雄日報》也用超乎常規的行動來完成反映地震的作品。我曾同作者帕男先生說，你真是快手，且快還快得有質量。”

  從帕男的一系列的報告文學作品看，他對待報告文學寫作的態度是嚴謹的，繼《裂地驚天》之后，沒有一部作品不敢草率應付，從選題到創作和出版的每個環節都是一絲不茍，這取決于帕男對文字、文學的敬畏。

  諸如《滇，我的那個云南》，該選題是平實的卻又意義重大。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云南，為云南給出了這樣的定位：“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引領各項工作，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闖出一條跨越式發展的路子來，努力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譜寫好中國夢的云南篇章”。

  帕男迅即捕捉到其中的一條重大信息就是要求云南要做“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再者，云南省委、省政府早在2007年就推動了“七彩云南保護行動”，確立了“生態立省，環境優先”的戰略思路，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十八大報告創造性地提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以及習近平總書記生態文明的一系列講話，使帕男抑制不住創作的沖動，于是創作出了《滇，我的那個云南——云南生態文明記》。該作品不但站在全省的高度，而且從生態屏障的世界眼光，以真情實感關照生態文明建設，難能可貴。

  帕男的這部作品，構架全省，擷取典型，深入細節，以詩歌的靈動跳躍，散文的形散神聚，小說的豐富細致，電影的運動重組，戲劇的突轉發現等等，加上帕男獨特的語言風格，使作品極具魔力。

  剛剛創作完成的長篇報告文學《大江歌罷》是對國家大項目全景式的描述，全面反映了“西電東送”金沙江中游水電梯級開發大戰略中的觀音巖水電站移民搬遷的完整圖畫。

  帕男的長篇報告文學《格局——楚雄經驗密碼》剛剛創作完成，全書40萬字，是一部現實題材的作品。該書以云南省委書記為楚雄州實現跨越發展中取得的優異成績點贊為切入點，全面反映楚雄州面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煙草工業持續負增長、自然災害頻發等嚴峻挑戰，尤其是面對全州工業經濟企穩回升的壓力，商貿企業發展后勁不足的壓力和一、二、三產業與目標有差距的壓力，供給側改革任務的壓力。楚雄州委、州政府率領全州各級領導干部采取一系列既利當前、更惠長遠的舉措，促進經濟強勁、均衡、可持續和匹配性增長，可謂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勵精圖治、負重前行，全州各項指標總體上實現了在云南省“排名靠前、位次提升”，在全省發展格局中正由“跟跑方陣”逐步進入“領跑方陣”。

  我問帕男，為何要選擇這樣一個題材？

帕男回答道，選擇《格局——楚雄經驗密碼》其實就選擇了挑戰，但為了宣傳楚雄，他可以全然不顧，不遺余力，擔當起一個寫作者的責任。 

  二、以《滇，我的那個云南》為例，該書就是一部“詩報告”

  帕男近期出版的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云南生態文明記》是一部將民族地區的全面發展主題與文學藝術融為一體的優秀作品。習近平同志十分關心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文化發展。2015年1月20日，習近平來到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看到院落干凈整潔，植物生機盎然，一家七口“四代同堂”，習總書記由衷贊嘆：“這里環境整潔，又保持著古樸形態，這樣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記得住鄉愁。”還讓習近平惦記的，是曾給他寫信報告高黎貢山隧道即將開通喜訊的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干部群眾。

  和茶馬古道一樣，習近平與這里的人與這里的路也有不一樣的深厚感情。

  2014年元旦，他收到獨龍族群眾來信的習近平曾作出重要批示，希望獨龍族同胞借隧道開通契機“加快脫貧致富步伐，早日實現與全國其他兄弟民族一道過上小康生活的美好夢想”，這一年的4月10日，獨龍江隧道勝利貫通了。2015年1月20日下午，貢山的老縣長高德榮帶著獨龍群眾們的喜悅來“赴約”啦。大雪不再封山，第一次走出獨龍鄉的兩位婦女，為習總書記用獨龍族語言唱起自編的感恩歌。之前一天，習近平還提到，獨龍族人口不多，卻是56個民族的平等一員，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驕傲尊嚴地生活。

  作品深度解剖了云南這一邊陲省份自古以來的民族文化沿革歷史及其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總體認同感。與此同時，作品還深度涉及了該省主要領導同志關心云南生態建設的具體工作及其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的描寫。

  李紀恒一行的獨龍江之行并沒有因為他是省委書記而變得容易或者通暢。

從省會昆明到獨龍江鄉，得先飛保山市，再乘車10個小時。從隨行記者的采訪報道，我看到的首先是一個省委書記的憂傷。

  2014年11月3日至4日，云南省委書記李紀恒，還是代省長陳豪帶著農辦、發改、扶貧、財政、交通、旅游、民宗等部門領導深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獨龍江鄉，宣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調研扶貧開發工作。

  報道寫道——

  我們提前一天進怒江，然后到高黎貢山獨龍江公路隧道施工現場與李紀恒、陳豪一行匯合。

李紀恒、陳豪一行從保山到獨龍江鄉高黎貢山獨龍江公路隧道施工現場用了不到9小時。

李紀恒說，2009年10月10日，他第二次進獨龍江，從貢山縣城到獨龍江鄉94公里，就用了9個多小時。那一次，他帶著沉重的心情進獨龍江，又帶著更為沉重的心情離開獨龍江。

這條路，特別是高黎貢山黑普坡羅12公里這一路段，每年都有半年時間大雪封山，道路無法通行，這半年獨龍族群眾就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李紀恒這是第5次進獨龍江鄉。陳豪到云南上任則僅20天。

  李紀恒回憶，他第一次到這里是2007年11月15日，因大雪封山，只往如今的隧道口處前行了2公里就再也無法行進。為了省領導的安全，時任縣委書記祝玉華擋住李紀恒一行，死活不讓前行。

  因公路太窄，車輛無法掉頭，只能倒車退回。同行的汽車因打滑，爆掉9個車胎。李紀恒無功而返，遺憾地回到貢山縣城。

  讓李紀恒意想不到的是，時任縣長的高德榮用了一夜時間翻過雪山，從獨龍江鄉徒步到了縣城。天一亮見到高德榮，李紀恒被他這種堅韌不拔的意志打動了，深深感受到了獨龍江人走出大山的強烈愿望。

  這一次，李紀恒見到老縣長高德榮，一把就把他抱了起來。

天空飄著細雨，山頂亦雨雪紛紛。李紀恒和陳豪在雨中看望慰問了施工人員，聽取了施工情況匯報。李紀恒前兩次來，都深入隧道看望和鼓勵筑路工人。

  今年元旦前夕，高黎貢山獨龍江公路隧道即將打通，習近平總書記得知后，立即回信、作出重要批示。

  隧道剛打通的當晚便成生命通道，一燒傷獨龍族5歲女童普艷芳經隧道及時送醫。

  山頂早已經有了積雪。我們不用再繞最兇險的那段山路，從半幅通行的隧道通過，用了不到15分鐘。

  我們用心體會著李紀恒所說“這是一條開放之路、文明之路、發展之路、致富之路、幸福之路！”

  作品本著非虛構的原則立場進行總體的構思與創作，既保持了該著作的思想性，與此同時又保持了完整的文學藝術性。

  （一）關于作品的學術性狀況。

  習近平同志關于云南生態建設的重要指示是指導整個云南生態建設工作的指南也是我這部作品貫穿始終的文學主題。因為生態平衡建設的發展與具體工作，涉及的是一個關于如何處理，分析云南生態形勢與布署及未來發展趨勢及發展前景的宏觀主題，因此使帕男的這部作品明顯呈現出相應的學術性。如何在一部定義為報告文學的作品中，將關于社會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道德建設等多重與學術有關的議論主題有機的在作品中得到比較客觀，完整的展現是帕男創作這部作品的關鍵之處。

  關于云南生態建設的領域十分廣范，包括經濟作物，鄉鎮企業，生產模式及生生產線更新換代的問題，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問題十分突出。因此，在作品中，帕男在許多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注重提取出生產模式與農民發家致富的重要相互關系及其云南生態平衡發展與建設的橫向聯系等。這主要是體現在南華蘑菇等菌類的發展與科學種植方面。

   浙江蘑菇專家曾數次來南華指導當地的蘑菇及菌類產業的系列開發工作及后續的再生產發展工作。這是我省在進行生態建設工作中重要的手段及措施。專家指導云南省蘑菇產業的具體行動從原則上來說，是一種科技支農的體現。

  實際上云南作為邊垂省份，少數民族十分集的重要人口特征，每一步行動步驟都涉及到精密的學術研究領域。這也是這部作品學術元素體現的重要依據。當然，在我們今天的論文中，因篇幅有限，只是簡單概括一下作品的學術根據。

 （二）關于《滇，我的那個云南》這部作品的民俗元素。

  云南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大省，文化元素非常復雜。在我們進行云南生態平衡建設的運動進程中，如何處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發展與協調是涉及云南整體發展的重要課件之一。

   一個地區要發展經濟，首先就是文化的發展工作。事實上，云南許多本土文化資源，民俗資源等都是具有潛力的經濟資源。在前幾年帕男曾經創作過一些關于云南香格里拉，麗江等游記作品。這些作品后來都被許多景點當成景點的宣傳資料或廣告印刷在景點指南中。因此，理性在文學作品中提取出云南自然風景中的民族文化內菡，歷史沿革，人文背景等，也是向世界介紹云南，使云南以更多的文化方面的高品質形像走向全國的主要舉措。

  文學的力量是強大的，帕男之所以創作這么一部報告文學，最主要也是最關鍵的目的就是以文學揭示云南的生態發展工作，發展精神，發展理念，發展的平衡工作等。另外，在這部作品中，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也就是剛才所說的，民俗資源，包括潑水節，火把節等。這些節日既寄托著強列的文化色彩又具有十分廣義的文化共同體文化潮流的元素，而這些云南節日在世界的影響力及知名度之所以越來越高，實際上就得益于媒體刊物的有力推介，尤其是文學作品的推廣。如云南的阿詩瑪文化，石林文化，火把文化，潑水文化及其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等在不同程度上推進了世界認知云南的宏觀進程。這其實就是關于文學創作與云南生態建設過程中所存在的一個重要相互關系。

  關于火把節，帕男這次在書中的描述既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亦有濃重的文化色彩：

不置可否，是“元謀人”的一把火燃燒出了華夏文明的開端。

   2005年5月1日在“元謀人化石發現四十周年紀念會暨古人類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國土資源部地質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錢方語驚四座――

  “元謀人是最早使用火的人類，元謀人是世界上燒烤的發明者，也是中華民族食文化的創造者。”

   彝族史詩《勒俄特依》中也這樣唱道：“遠古的時候，天庭祖靈掉下來，掉在恩杰杰列山，變成烈火在燃燒，九天燒到晚，九夜燒到亮，白天成煙柱，晚上成巨光。天是這樣燃，地是這樣燒，為了人類起源燃，為了祖先誕生燃。”

   從此，我們的祖先有了火，火光照亮天庭，火種遍播九州。火種從距今一百七十萬年“元謀人”播到了距今七八十萬年前的“北京人”的手中，又從“北京人”的手中播到了“河套人”和“山頂洞人”手中……

  因為有了火，人類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歷史。

  因為有了火，人類不畏三九陰寒。

  因為有了火，人類活動克復了白天與黑夜的分野。　　

  因為有了火，“元謀人”以刀耕火種創造了人類最初的農業。

  火成為了東方希望的芒光，芒光照亮了人類進化的路程，芒光永遠與人類相生相伴。

  正是這熊熊燃燒、熠熠生輝的火，“元謀人”奉之為毀人扶人的靈物，衍生出了后人的祀火拜火和火的民族――彝族。

  彝族禮贊火，謳歌火，不僅留下了許多動人的火神話和火傳說。彝族還對于火，既敬畏又感恩，神靈觀念產生后，火就被彝人神靈化，成為了聚集著火的多種特性的火神。再由對火崇拜發展而成的彝族盛大的節日――火把節。

  帕男在作品中指出，人對自然的一切“進退取舍”，包括對生態系統和環境的保護或者破壞，都取決于其生存需求的價值取向。生態文化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知天畏命”“生生不息”的道德意識，“仁愛萬物”“愛有差等”的道德情懷，“和諧共生”“與天地參”的道德理想，拓展了人類的道德視野；揭示了人類是天地萬物中的一部分，與自然息息相通；啟迪人類要認知并掌握天地人和自然萬物之本性，樹立敬畏生命、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規律的生態意識和價值追求。

  生態文化契合了生態文明價值觀的本質特征，為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推進經濟社會轉型和生產生活方式轉變，提供強大的思想源泉和精神支撐，成為21世紀人類可持續發展，克服生態危機、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文化選擇。這也是帕男創作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以文學的形式講好云南故事，也是歷史賦于新時期云南作家神圣使命。

  （三）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從文學創作角度所談論的另外一個就是關于這部作品批判現實主義元素。在云南整個生態建設中，民眾自身的覺悟程度，發展觀念的差異，貧窮與富有形成鮮明對比的兩極分化社會形態，留守現象等都是我們在進行云南生態建設中所遭遇的現實問題。這些問題隨著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都會得以改善和解決，但在沒有解決之前憑借文學的現實主義批判力量至少能夠推動整個云南生態建設中不同社會群體的覺悟層面。因此，關于云南生態文學的重要性也就十分明顯的凸現出來。這種強烈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文字當中：

   除了汪永晨，為保護怒江而奮起抗爭的專家、學者、新聞工作者、知名人士的名單，還可以開出長長的一大串，他們反對的聲音匯聚成了一條大江。

   他們的意見，終于得到了政府的重視。

   公元2004年2月18日下午3點，一支由眉頭緊鎖的人組成的隊伍，步履艱難心事重重地跋涉在從怒江丙中洛到貢山的路上，汪永晨也是隊伍中的一員——他們是由北京的“綠家園”、“云南大眾流域”這些NGO組織邀請的由來自北京和云南的新聞工作者、環保志愿者和專家學者參加的怒江考察團。

  靜默中，汪永晨的手機驟然響了起來，她接到了一條決定整個怒江大峽谷命運的消息，一條牽扯著與怒江命運相關聯的所有人的神經的消息，一條涉及當今世界各國都在深刻思考的問題的消息。

  在掛掉手機的瞬間，她兩眼放射出晶瑩的喜悅，大叫了一聲：

  “中央批示了，怒江不用修水電站了！”

  在伙伴們的陣陣歡呼聲中，喜極而泣的她，以手掩面，發出一聲低微的長嘆：“怎么保護一個怒江竟這么難呢？”

  怒江13級電站擱淺了。有人不無歡欣地認為，民間組織的活動和聲音極大地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決策，這在中國還是第一次。這是一個標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怒江13級電站擱淺了，但是留下的問題卻像江水一樣冰冷地刺激著每個人的心：怒江的老百姓怎么脫貧？怎么奔小康？

 （四）云南有一支關心支持云南生態建設的文學隊伍是云南之幸。

  帕男在這部作品中尤其提到著名詩人于堅老師關于云南生態環境的憂慮與關注。實際上，于堅在這部作品是第一個出場的重要人物。帕男在這部作品中以極其濃厚的筆墨描述了這位著名詩人對故鄉的現實主義情感。面對世界主義的喧囂，他堅持書寫一種地方性的經驗和記憶；在未來主義的神話面前，他正視此時此地的生活所煥發出來的價值。他的言辭激越，但內心柔軟；他的思想有著針尖般的力量，情懷卻是廣大、寬闊。他把人心所受到的傷害，通過語言來撫慰，正如這個世界的生態遭到破壞時，總是語言最先站出來抗議。于堅的寫作，飽含著他對精神生態和自然生態的雙重關懷，值此嚴峻的時刻，特以生態文學的名義向他致敬。

  “正如這個世界的生態遭到破壞時，總是語言最先站出來抗議。”詩人的于堅，就是這樣一個抗議者。如果沒有滇池，昆明人為什么一定要住在這里呢？世界上沒有滇池的地方多的是，何必住在這里？莊蹻當年一路走過的地方多了，哪里不可以居住？沒有滇池，何必停下來不走？對于昆明來說，“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滇池的存亡，關系到昆明人是否值得繼續居住在這個地方.....他才真切地告訴大家：滇池是云南人永遠無法回避的一個話題，是昆明人的一處傷疤。同時也是一個來昆明必須去，去后必會心生哀嘆的地方。

  帕男在作品中呼吁每個關心滇池的人，都應該去讀讀于堅的《哀滇池》，體驗一下那種“我們活著，滇池死去！”的感受。

  另外，雷平陽也通過文學手段向全世界展示了云南文化的歷史沿革和現在的文化形態，成為著名的云南文化使者。文化的力量及文學的力量都是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理性因子。

  （五）關于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層面的闡述。

   帕男在這部作品中，不僅描述了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復雜形態，還闡述了云南文化與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源源不斷的整體性。因為帕男在作品中進行了比較規范，客觀的分析工作，我們在此基礎上引用他的文字作為論文內容。

   中華文明雖然是工業文明的遲到者，但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卻與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基本一致，從政治社會制度到文化哲學藝術，無不閃爍著生態智慧的光芒。生態倫理思想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涵之一，這使我們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藝復興以來就主導人類的“物化文明”，成為生態文明的率先響應者。

  中國歷朝歷代都有生態保護的相關律令。這種制度，并非統治者的個人自覺，而是中華文明本身的內涵所決定的。以儒釋道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系統的生態倫理思想。

   中國儒家生態智慧的核心是德性，盡心知性而知天，主張“天人合一”，其本質是“主客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儒家通過肯定天地萬物的內在價值，主張以仁愛之心對待自然，講究天道人倫化和人倫天道化，通過家庭、社會進一步將倫理原則擴展自然，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和人文精神。

  中國道家的生態智慧是一種自然主義的空靈智慧，通過敬畏萬物來完善自我生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強調人要以尊重自然規律為最高準則，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為人生行為的基本皈依。強調人必須順應自然，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中國佛教的生態智慧的核心是在愛護萬物中追求解脫，它啟發人們通過參悟萬物的本真來完成認知，提升生命。佛教正是從善待萬物的立場出發，把“勿殺生”奉為“五戒”之首，生態倫理成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煉內容，生態實踐成為覺悟成佛的具體手段，這種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出的慈悲為懷的生態倫理精神，客觀上為人們提供了通過利他主義來實現自身價值的通道。

莊子，是繼老子之后最為杰出的道家思想家。在繼承《老子》道論的基礎上，莊子進一步豐富了道的內涵，并將道家天人合一、萬物共和的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中飽含著相當豐富的生態與環保理念。這里，通過對莊子天人觀的探討，去尋覓莊子極富人性的真摯的關愛萬物生命的情懷。

  對自然界要善意對待，這是因為在根本上“人與天一也”。既然如此，就必須保護生態環境。《莊子》一書中有內容非常豐富的生態觀。如《馬蹄》說：在風俗質樸的年代里，百姓的行為安祥穩重，視察專注，別無外求，所以山上還沒有小路，河里也沒有船只和橋，萬物渾茫，眾生繁衍，各不相犯。人沒有害禽獸的心，禽獸亦不傷人，所以禽獸可以讓人牽著游玩，雀鳥的窩巢可以任人攀著觀看，這就是盛德的時代。人類和禽獸同住在一起，和萬物同聚在一處，哪里有什么君子和小人的分別呢?這些生動的描述、完全是一幅動物成群、植物茂密的自然圖畫。人類生活其間，也完全是處于逍遙自在、任意無為的狀態。那時候陰陽二氣調和平靜，鬼神不擾亂人類，四時的運作合于節度，萬物不受傷害，生物不死于非命，人雖智能，即不妄用，這就是最和諧的狀態。

  此外，莊子還提出了“萬物皆種”的重要思想，認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這里的“然”與“可”在于說明任何事物都有特定的自我規定性，或稱物自性，它之所以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便是由這種規定性所使然，這種自然的類別性，可以稱之為“天倪”。莊子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見《莊子•寓言》)也就是說，萬物都來自特定的物種，但在不同物質的物種之間也存在著聯系和轉換，如同圓環一樣，分不出始終和次序。這種自然的聯系性，可以叫做“天均”。林疑獨注：“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諭。”(見《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一)在此，莊子將自然的類別性和聯系性有機的合在一起，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

  古代中國沒有今天這么多的環境問題，但哲人已注意到對待環境的態度，他們所提出的生態倫理可以用下列三點來說明：卜源野和野生動積物的節制與保護。中國古代甲骨文里，仍沒有節制獵殺野生動物的記載；到了舂秋時代，孔子提出的“釣而不綱，弋而不射宿”（《論語•述而》）生態倫理，可以說是我國首位提倡節制獵殺野生動物的環保哲人；孟子根據「仁民而愛物］思想，除了家孔子一般主張捕食動物（魚類）要節制之外，又把這種保護動物的概念延伸到植物界，他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稍後的茍子進一步提出“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要知道取用動植物的限制）及「其生不傷」（要盡量不傷害生命）的兩個節制原則，以規范人類取用好生動植物的行為；《禮記》甚至認為看似一無所用的昆蟲，也應受到保護，因此說：“昆蟲未贄，不以火田”。不過，這些文獻主要的目的，似乎仍在於經濟價值。

莊子根據自然無為的思想，主張應按照野生動物的自然天性飼養他們，野生動物（如，雉雞。在自然的「原野」里，雖然覓食了一分辛苦，卻很自由逍遙；反過來說，把它關在籠子里，就算有美食，卻覺得不舒服不愉快。所以，能以「順物自然」的生態原則保護原野，進而保護野生動物的方式，莊子書里稱為「鳥養養鳥」。這種生態倫理有助於日後中國人接受佛教的放生觀。 

  （六）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文明意識與社會發展意。

   在偉大而脆弱的自然面前，人更需要有所作為。文明的進程如同滔滔江水，川流不息。在歷史的長河中，盛極一時的古代埃及文明，來了，又走了，只留下金字塔望穿古今行者；燦爛多姿的兩河文明有如曇花一現，轉瞬即消失在了中世紀的刀光劍影中。作為人類文明的載體，大自然洞察古今，默默無聞地為人類保留著根脈、祈望著未來。人類社會發展史已經證明：何時、何地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有利于人類的發展，自然萬物興盛；反之，則人類與自然勢必兩敗俱傷。

  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綿延不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具有崇尚自然的文化傳統與天人和諧、物我合一的思想與智慧。追求和諧，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大道中生，和而不同。與西方文明的“爭”字特質相反，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質在于一個“和”字。這種“和”的哲理，充分體現在儒家的“仁義”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佛家的“萬物平等”精神之中。如儒學認為“天地生萬物”，人與萬物都是自然的產物，主張“仁民愛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愛”精神擴展至宇宙萬物，把侍奉大自然放在首位。禮的第一位是“上事天”，也就是把天地視做萬物繁衍之本，應當尊重大自然的客觀規律，不要反其道而行事，否則就會不安寧。

  云南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豐富的自然稟賦，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更是我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寶貴財富。昆明斗南國際花卉產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鄭振誠透露，目前斗南國際花卉已在籌謀上市，爭創“中國花卉第一股”，前期的準備工作都已完成。預計2014年能在香港上市。

  董瑞說，公司正在穩步推進“一體兩翼”的發展戰略，其中，“一體”是以斗南國際花卉產業園為主題，建設集花卉交易、科技研發、文化旅游、信息發布、總部經濟、種植示范為一體的綜合性花卉產業園；“兩翼”則指以產地型種植基地為左翼，建設5000畝種植范基地，以銷售市場為右翼，在全國建設5個“分中心市場”、10家斗南花卉旗艦店和500家斗南花卉特許經營加盟連鎖店。其中，10大旗艦店的1-2家要放在香港、馬來西亞等地。

   “我的愿望是，讓花農開著拖拉機進來，開著大奔出去。”在鄭振誠看來，不論是旅游產品的開發，還是電子交易平臺的建設，都只是新斗南龐大產業藍圖的一小部分——1020畝的新產業園區，總建筑面積達86萬平方米，總投資38.87億元，包含配套商務區、國際花卉研發展銷區等六大功能區，項目將實現年交易額100億元，5年內實現300億元。

  結束語：帕男作為生活在云南這方土地上的外省人，其靈魂及血液都已經和云南的靈魂融為一體。從他的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可以看出一名旅居云南詩人對第二故鄉的深情厚誼。我們不妨可以把帕男稱為云南文化的傳承者。

當然，我們這篇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分析研究論文限于篇幅，有許多精彩的內容我們沒有提到。不過，我們相信，那個瀕臨死亡的滇池在云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定會復歸往日的清澈與生機，給子孫后代留下一個完美無缺的滇池！謝謝大家。

  （七）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是一部想象共同體口號之下的優秀代表作品。

  就寫作身份而言，他擁有著當代中國作家最顯赫的身份——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同時又有著某種政府官員的社會地位及其政治地位。在這樣的身份上進行文學創作，首先遭遇的就是體制內創作與民間創作的優勢地位。他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甚至是以社會觀察家的身份進行文學藝術的創作。他可以不是純文學藝術的文學創作，但絕對是關于人類命運及其民族命運思考之下的書寫成果。以民族題材進行文學創作，實際上是想象共同體潮流之下最直接的文學思考與文學創作。既是針對想象共同體文化模式的實踐，又是對中華民族整體文化層面的總體思考。

  想象共同體的概念及其口號其實就是用一句話就能表達的東西,即通過全世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達到消除世界范圍內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經濟差異,道德差異,意識形態差異,品德差異,地域差異,膚色差異天下一體的目的。實際上，在許多來自社會各種不同類型民族部落的讀者那里，盡管對于想象共同體的概念有其不同層次的理解，但是，總體的理解都不會超出這一范圍。或許，這就是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的另一種注解。在想象共同體的風潮滿卷全球的情形之下，我們最關注的其實并不是來自經濟戰線的統一，而是文化的全球性如何統一的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最后是落在了世界范圍內的作家或詩人那里。

   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作家或詩人正在以不同性質不同類型的寫作開始莊重的思考想象共同體之下的文學創作模式及其文學方針。尤其是在五十六個民族集為一體的中國，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最為突出也最為厭倦。在這么一個充滿數千種語言的東方神秘國度里，他們所承擔的文學思考遠比西方世界幾個國家甚至幾個民族使用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字所承擔的文學思考要復雜許多。尤其是，在中國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思考中，最終還要承擔一個這些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與中華民族總體文化的交匯思考。這似乎是涉及著一個更為重要的話題就是，如何達成中國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內外部的協調統一，如何達成中國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與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協調發展，如何達成中國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協調最終則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與世界接軌的問題。我們中國的許多作家正進行這方面多方努力的同時，他們更善于從傳統文化的層面去尋找與世界文化的交匯。

  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從整個少數民族地區全面發展的角度展開書寫的進程。但是，實際上通過對云南不同民族之間文化，風俗，人文等方面的細致描繪，使云南這一多民族的文化成份得以比較之外，還為他們之間達到文化的交匯找到了契機。也就是說，民族大團結是促進文化協調發展的主要根基。如果沒有一個民族大團結的局面為文化的協調統一做后盾，實際上還會促使民族主義思想的激化與激進。

  （八）如何使用非本民族的文字去進行本民族內部的文學創作，實際上這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所遭遇最艱巨也最復雜的問題。

   一個作家可以使用不同的文字進行創作，但是其潛意識當中的文學思考，包括書寫習慣等行為其實還是為了維護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他們必須通過別人可以看得懂的文字去展示本民族的文化內部，道德內部，價值內部，風俗內部，等于是借助其他民族的文字展示自己文化的尊嚴流程。這其實是一種間接的文化示威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協調與認同。

  我們之所以在本文中特別推出中國作家帕男為例，是因為他始終有一個極其復雜的身份在那里明顯的證明著某種不同文化的交融特征。他本身是一個瑤族身份的作家，一個沒有本民族文字的作家；另外，旅居的目的地又是在少數民族集中的云南楚雄地區。這種復雜的身份促使他必須以更嚴謹的態度去處理復雜的寫作機制。狗是瑤族的圖騰，可是當他面對彝族及其苗族之間的不同圖騰時，心理首先遭遇的沖擊就是本民族瑤族圖騰的瓦解或崩潰，他必須接受一個嶄新的圖騰去轉變自己信仰的形式以達到與當地云南土著內外形式上的交替。在這一圖騰的交替過程中，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于，脫離了本土語言及其文字的創作是否屬于一種對本民族文化外在形式的背叛呢？寫作的目的可以是肯定的，但是其中所涉及的文化信仰卻是值得懷疑的東西。在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當中，帕男曾經使用了大幅度的篇幅去展示民族的文化活動或宗教活動場面。

  基諾族過去盛行祖先崇拜，相信萬物有靈。巫師有兩種，一為“布臘包”，一為“莫丕”。遇有災禍降臨，請巫師殺牛、豬、雞、狗祭鬼神。巫師會比較簡單的占卜術，并兼行草醫。“卓巴”、“卓生”(村社長老)主持重大的祭祀活動時，往往舉行剽牛儀式。基諾族的節日很多、主要有“祭大奄(龍)”、“火把節”、“新米節”租過年。過年時間不固定，一般由“卓巴”、“卓生”決定，當“卓巴”擂響”(大鼓)時，就意味著新的一年來臨，全寨男女老幼就涌到“卓巴”、“卓生”家旁邊載邊歌載舞，歡慶新年的到來。

基諾族除了最隆重的節日是過年，約在春節前后，還有諸如打鐵節：基諾語稱“特毛切”，是基諾族最隆重的節日，一般于每年農歷十二月舉行，歷時三天。節日第一天上午要舉行剽牛儀式，午后寨子里的長者敲響牛皮大鼓，人們情不自禁地隨著鼓點圍著大鼓跳起粗獷的舞蹈，這就是基諾人歡慶豐收的“太陽鼓”舞。太陽鼓是基諾族最神圣的祭器和樂器，每個村寨一般都有兩面，分公鼓和母鼓。他們視太陽鼓為神靈的化身和村寨的象征。祭祀太陽鼓，目的是祈盼它能保佑全寨人丁興旺、五谷豐登。

  （九）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在寫作過程中所遭遇的第三個重要問題是如何解構當今云南及其少數民族的文化形態。

  現階段云南方言形成的主要基礎是漢語。并且在今天的云南方言還存在著一些距離遙遠的某些地區的語言方式。因此，如何定位云南的母語與現在各民族之間仍然沿用至今的民族語言的內部性是一個事關如何解構當今少數民族文化大局的重要問題。

   在西方國家文學創作過程中，所遭遇的文化解構模式非常簡單。它幾乎是一個簡單的內部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不像中國數千種語言的相互作用關系那樣顯得特別復雜。這中間，中國的語言學就不可避免的成為一個復雜的體系。在甲地可能是一句包含褒義的語言，在乙地極有可能包含貶義。帕男在解構云南語言體系時，就曾經創作過一首詩歌《云南方言》。除了云南的語言形態之外,帕男還針對云南某些姓氏的沿革作出了詳細的描繪。

  9世紀中葉,吐蕃政權瓦解，唐朝國力也十分衰弱，南詔既無西北后顧之憂，對唐境的侵擾更為頻繁，成為晚唐最嚴重的邊患。

   南詔晚期，由于頻繁發動戰爭，賦役繁重，生產凋敝,各種矛盾激化。897年,南詔王隆舜只知畋獵飲酒,不理國事,為其臣楊登所殺。公元902年，權臣鄭買嗣（鄭回七世孫）利用民怨沸騰之機，殺死南詔王舜化真，奪取王位,另建政權，南詔亡。自公元649年細奴邏稱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傳十三主。

  長和三世而亡。其權臣楊干貞弒君之后擁鄭氏清平官趙善政為君,改國號天興。趙善政為政也勉為其難,國王當了十個月,就被楊干貞廢棄。

  楊干貞自己坐上了寶座,改國號義寧。此人弄權有術,卻治國無方,民心向背,之后受到各種民間力量的強烈反抗。

  公元937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趁大義寧政權危難之機,聯絡滇東“三十七部”武裝力量,首先攻破下關,接著攻占大理,滅大義寧國,建立了“大理國”封建政權,仍定都于羊苴城。段思平為“烏蠻”貴族,有學者說是“白蠻”大姓,大理人,段寶童之子；他當政后,大張旗鼓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政權逐步得到鞏固、人民得到休養,使經濟在不長的時間內得到恢復和發展。與此同時,大理國還與宋朝保持臣屬關系。太平興國初,宋太宗冊封其首領白萬(白王)為“云南八國都王”；宋徽宗時,又授大理國王段和譽為“云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大理王”。

  段思平在位8年即死,子思英立,在位僅一年便被思平弟廢為僧。之后是思胄稱帝在位6年,其子思聰即位。之后帝王依次完成了素順、素英、素廉、素隆、素真、素興、思廉、廉義、壽輝、正明的更迭。段正明坐了20年皇位,到了宋哲宗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升泰終于撕破臉皮,“正明為君不振,人心歸高氏,群臣請立鄯闡侯高升泰為君”一幕上演,高升泰假意拗不過“群臣相請”,逼段正明禪讓為僧,自己登基稱帝,改國號為“大中國”。至此段家遞傳了14代的王位暫告中斷。

   紹圣三年,高升泰駕崩,臨終前對其子高泰明曰：“我之立國,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國仍還段氏。慎勿背我。”遺命子高泰明未違父命,將王位還給段氏,高泰明列段正淳為皇帝,自己為相,恢復大理國年號,在歷史上,人們習慣將這段時間稱為后理國。宋崇寧三年,段正淳禪位為僧,其子正嚴立。段正嚴又名段和譽(即金庸筆下的段譽),事實上其勤理政事,在位時間長達39年,年老禪位為僧,子段正興(義長)立,不久其也禪位為僧,子段智興立。智興信佛教,在位間修佛寺60座。智興死后,其子智廉立,但在位4年即駕崩,王位傳給其弟智祥。期間其廣納賢才,發展農業,治國有方。后也禪位為僧,位傳其子段祥興。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臨關,遠征大理,祥興派將高禾出戰,戰死九河,大宋還專派使節到大理憑吊。祥興死后,子興智立。1253年,忽必烈兵伐大理,滅亡大理國,生擒末代帝王段興智并赦之。從大理國的創建者段思平到末代皇帝段興智,大理國前后歷經316年,此間22位皇帝皆為段姓。

  （十）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關于西方國家對云南地貌及其地質自然環境的關注。

  實際上，在想象共同體理論關于民族關系的論述中就提到過地域因素。那么這種地域認同的基礎則是建立在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考察及認知的基礎之上。為了證明西方國家對中國地域的認同意識，帕男在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保山：“人類的雙面書架”》一節中詳細描繪了這一過程。

  西方對高黎貢山關注的時間之早,遠超一般人想像。并且在“拜訪高黎貢山時間表”上排前7位的名人,有6位來自西方。而且他們都不是高黎貢山的過客。

  據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官方目前能夠考據的資料,最早來到高黎貢山的國內名士,是公元1639年到此的徐霞客;最早到高黎貢山的西方名人,是1868年到此的英國博物學家安德森。

  兩人拜謁高黎貢山,時間上相差229年。而安德森繼1868年后,1875年再訪高黎貢山,目的均是采集鳥類、兩棲類及魚類標本。

  繼這二人之后,排在“拜訪高黎貢山時間表”第3至第7名的,均是西方人士。他們是法國博物學家叔里歐、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吉、英國學者金德華、美國植物學家洛克、英國植物學家喬治·福雷斯特。

  他們對高黎貢山有著共同的興趣,即采集植物標本。

這一興趣在喬治·福雷斯特身上得到了最大化體現:他自1904——1932年28年間,7次來到高黎貢山,共采集動植物標本3萬號、10多萬份。最終,他將生命也永久地留在了這方神秘的原始森林——1932年因心臟病于騰沖去世。

  高黎貢山獨有的大樹杜鵑就是由他首次發現,并將這唯一發現記錄保持了62年之久。英國愛丁堡植物園也因他引種的250多種杜鵑花,成為全球杜鵑花研究中心。

  盡管原始動機各有不同,但他們對高黎貢山的關注,一開始就是沖著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來。

  這種出于對神奇大自然的傾慕和探索,深深影響了近百年來西方對待高黎貢山的態度。翻開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大事記”,來自西方的科考、研究等各種活動,占據了壓倒性篇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西方先行者,不僅讓世界了解了高黎貢山,也直接帶動了后來國內學者對高黎貢山的探索興趣。

  上世紀30年代初,以當時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蔡希陶、王啟無、俞德浚等專家為先導,中國學術界開啟了對高黎貢山真正價值的考察和探索。

  “在世界生態學家眼里,高黎貢山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十大關鍵地區之一。”美國芝加哥博物館生物部主任莫思科薇博士感慨,高黎貢山是一座沉默的世界名山。

2.8億—6億年前,一塊沉睡于古地中海的臺地,不甘長眠海底,一步步向印度板塊發起沖擊。

  （十一）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經濟元素。

所謂的文化一體化實際上就是關于經濟一體化方針的輔助性概念。如果沒有經濟做后盾，那么文化的發展就無從談起。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以史料紀實的形式準確概括了云南產業結構調整后經濟狀況。

  在20世紀末期國際橡膠價格暴漲，40年前在雨林中播下的星星之火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很快成了燎原之勢。一時間橡膠投資開始狂熱起來，倒賣膠園、出售山木土地成了版納的“風景線”。由于種植橡膠需要技術，膠苗種下之后7年才能割膠，前面的7年里的精心養護需要大筆投資。普通農民沒有能力投資的就把自己的自留山、自留地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膠園主。

  從景洪市的景哈鄉到國境線，一路上公路兩邊全是膠林，一眼望去你很難看到第二個樹種。在山下見到的是整齊的農場的膠林，往山上走就是私人的膠林。路邊上的小店看到有人經過都會主動告訴你：沒地了，都賣光了。小店旁邊的山上生長著3年左右的膠樹，小店主人只知道是老板的，哪里的老板不知道。其實這些山上全都是老板們的財產，他們請外地農民為他們看膠苗、除草。我們在山頭看到一戶老夫妻住在一個小茅屋里，他們是拉祜族，60多歲，他們管著幾百畝膠林，每個月可以領到五六百塊錢。

  橡膠產業呈爆炸式發展，倒膠園買賣土地一直特別的熱鬧，在這個行列里除了當地農民、企業,還有公務員和各個行業的人們。政府機關流行著這樣的順口溜：“正科、副科，不如橡膠樹栽幾棵；正處、副處，不如兩棵老茶樹。”寸土寸金，橡膠真正成了西雙版納的經濟“龍頭”。

  今天的西雙版納，在低于海拔800米的低山、丘陵地帶，隨處可見橡膠的奇跡。鳳尾竹下、椰子樹旁，灰褐色掛瓦的竹樓中間，一幢幢鑲著彩色瓷磚的小洋樓拔地而起。哪怕還不是小洋樓，那些干欄式的竹樓下也早已不再拴牛拴馬，而是用來停泊轎車、皮卡。橡膠已經改變著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有的坐收土地租金，有的是請人割膠，他們不再種田、不再養豬也不再種菜，許多家庭只為橡膠活著。橡膠帶來的利益也是現實的，每公斤膠水4到5元錢，每一天膠樹上流出多少膠水都是能夠統計的。在割膠期間，膠樹多的人家每天的收入可到千元左右，家有二三十畝地，每年收入就有近10萬元。但是，為了讓橡膠樹能多流淌出一點膠水，他們過著一種日夜顛倒的作息方式，每天凌晨就要起來戴著頭燈去割膠，人的生物鐘全被打亂，健康受到影響。

  （十二）在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多層次分析研究《之三》里，我們主要是分析這部作品關于文學人物的突破貢獻。在這部作品中，從國家主席，省委書記，普通作家，普通詩人及其普通記者，普通老百姓，古今中外文化人物的形象塑造都是極其成功的樣板和嘗試。在信息社會當中，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的底層勞動者，都已經成為公眾平臺身份均等的宣傳對象。

  而實際上，在帕男的這部作品當中，習近平關于生態建設的重要方針及其重要思想，不僅是貫穿全書的思想主線，并且習近平同志平易近人的光輝形象也成為作品文學人物塑造的角色之一。國家領導人走訪普通人家的一舉一動，實際上充滿的是關于習近平同志性格的描寫。習近平同志在書中出場的篇幅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但是，作品又不是將習近平同志的形象作出個人崇拜式的處理，帕男在書中把習近平的鄉愁當成一個把國家領導人的距離縮短到與人民群眾最近的0距離。這是一種嶄新的文學突破。

  在中國新時期的文學創作中，有機的將國家領導人與人民群眾融為一體，打成一片的文學角色，是帕男的首倡，也是一位寫作生涯已達30年之久的文學家現實主義書寫的成熟標志。

  另一方面，帕男在安排習近平同志的出場經歷時，也是頗具匠心的文學處理。在這部作品當中的文學人物，基本是浮雕式的處理，而不是全景式的雕像處理方針。因為，書中的人物上限與下限之間具有長達5000年的縱橫交錯，因此，不可能采用群雕的方針鋪開人物與故事的關系。把習近平同志關于云南生態建設全面發展的戰略部署及其戰略思想化為普通人的語重心長，是帕男關于領袖人物文學塑造的重大突破。與此同時，由于國家宣傳部門原則上規定現任國家領導人不能出現在影視作品中的規定，所以，帕男以報告的形式展示國家領導人的光輝形象，是一種比較成功的嘗試。

  六年之后，當選總書記的習近平新年首次離京便來到了“彩云之南”。

習總書記與云南人民的“六年之約”，這敢肯定的，習總書記“約”的是“生活能過的更好”，“約”的是發展，是中國夢的在云南同步實現。洱海是大理人的母親湖。2015年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一行驅車來到洱海邊的灣橋鎮古生村。

  讓九大高原湖泊真正成為鑲嵌在云嶺大地上的明珠，這是是習近總書記平對“七彩云南”期待，也是對“美麗中國”的期待。

  在六年前的2008年11月19日，在滇池，氣氛卻顯得尤其沉重。

  習近平問問“滇池里還有魚蝦嗎，水產品還能吃嗎，漁民生活怎么辦，滇池污染對周邊群眾生活造成多大影響？”陪同他來到滇池海埂大堤調研的云南省的領導突然顯得有些局促和緊張，習近平看著藍藻滋生的滇池，也是眉頭微鎖，還在不斷拋出問題。

  足以見得在習總書記的心里，高原九大湖泊的份量有多重。

  “九湖治而云南興。”這些年來，云南落實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和國家良好湖泊生態環境保護，持續加快推進九湖治理和防治工作。2014年，洱海水質處在Ⅱ類和Ⅲ類間，其中有7個月達到Ⅱ類。

  “立此存照，過幾年再來，希望水更干凈清澈。”2015年1月20日，站在在洱海邊習近平同當地干部合影，然后嚴肅地說。

  記者感慨地說，蒼山洱海為證，習大大與云南人民又“約”啦！

......

  六年前登上傣家樓，六年后“不舍得離開”。

  說起云南，那可是“家家泉水繞詩詠，戶戶垂揚入畫圖”，讓習近平總書記“頗為羨慕”，甚至“舍不得離開”。

  這就是有著上千年歷史的古生村。

  2015年1月20日，習近平來到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看到院落干凈整潔，植物生機盎然，一家七口“四代同堂”，習總書記由衷贊嘆：“這里環境整潔，又保持著古樸形態，這樣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記得住鄉愁。”

還讓習近平惦記的，是曾給他寫信報告高黎貢山隧道即將開通喜訊的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干部群眾。

  和茶馬古道一樣，習近平與這里的人與這里的路也有不一樣的深厚感情。

2014年元旦，他收到獨龍族群眾來信的習近平曾作出重要批示，希望獨龍族同胞借隧道開通契機“加快脫貧致富步伐，早日實現與全國其他兄弟民族一道過上小康生活的美好夢想”，這一年的4月10日，獨龍江隧道勝利貫通了。

  2015年1月20日下午，貢山的老縣長高德榮帶著獨龍群眾們的喜悅來“赴約”啦。

  大雪不再封山，第一次走出獨龍鄉的兩位婦女，為習總書記用獨龍族語言唱起自編的感恩歌。

  之前一天，習近平還提到，獨龍族人口不多，卻是56個民族的平等一員，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驕傲尊嚴地生活。

  ——實際上，這里的六年之約的描述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文學化處理方式。作為國家領導人的習近平同志日理萬機，能夠在六年之后再回到同一地方視察工作，探望人民群眾既是國家機關的安排，也是習近平同志牽掛云南人民群眾主觀心理的展示。而帕男使用赴約等詞語描述，使作品更加富有文學性及其閱讀性。

  （十三）在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歷史人物的描述問題。

  如何使已經靜態化的歷史人物成為動態形象展示在讀者的眼前，是帕男寫作技巧的提升與突破。因為，這種動態化的處理不同于古代人物文學題材處理的方針，而是將他們融如現實生活融為整個云南全面發展的現實環境當中，并起到承上啟下的連結作用，所以，帕男采用了蒙太奇的處理方針，使這些歷史人物鮮活的活在當今世界并相應作出某種預言式的歷史結論或前瞻性討論。在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當中，讓幾乎上下5000年的歷史先哲人物，文化人物，地理科學家充滿生機的呈現在我們面前，實際上展示的中華兒女文化及其文明源源不斷源遠流長的生動場景。

下面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記》之《滇游日記四》中關于滇池的描寫“……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就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躡望鶴嶺西坳。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即瀕滇池之崖。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聳起峰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胄之狀，是為石將軍，亦石峰之特為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為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亞于將軍者，即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為牛戀石。涯上村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眾牛飲于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云。于是又循峽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為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即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泄而東坡山腋，始知望鶴之脈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西向溯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峰，則自南峰之西繞峽而北，峙為中峰焉；北峰則瀕滇池，而東度為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峰之東，有村落當塢，是為三尖村，晉寧村落止此。西沿中鋒而上，一里，與南峰對峙之中，復阻水為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峰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為新興道；逾脊西北下，即滇池南涯，是為昆陽道；而晉寧、昆明以是脊為界焉。于是昆陽新舊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余，有村在北崖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峒里，亦池濱聚落之大者，而田則不能成壑焉。又西又村后逾嶺南上，既西下，三里，有村倚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于是西峽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為新舊州治，而北盡于舊寨村；東一支即赤峒里之后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開平塢為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所稱渠濫川也。由東嘴截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為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為昆陽舊城，于是當滇池西南轉折處矣。舊城有街衢阛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筑新邑，而市社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涘。至已日西昃，亟飯于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停屐，遂北行。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號霞客，漢族，明朝南直隸江陰（今江蘇江陰市）人。著名的地理學家、旅行家，中國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記》的作者。被稱為“千古奇人”。其一生志在四方，不避風雨虎狼，與長風云霧為伴，以野果充饑，以清泉解渴。足跡遍歷北京、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福建、山西、江西、湖南、廣西、云南、貴州等16省，所到之處，探幽尋秘，并記有游記，記錄觀察到的各種現象、人文、地理、動植物等狀況。

  李元陽是古代云南最著名的山水詩人和游記作家。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酷愛游山玩水的李元陽“以外艱（父喪）去任，遂里居不出。”以后的30多年間，他首先將他的居住地改造成為一個園林，以便悠游林下、寄情山水。他于宅后作“默游園”，郭外作纓江、艷雪二亭臺，鑒湖、綠野二樓，日夕讀書論道其中。其讀書亭近中溪，自題對聯：“花間鶴是仙都送；階下泉從雪澗來。”有友贈聯云：“一人林下烹仙茗；萬卷堂中聽響泉。”接著便四處出游，足跡幾達半個云南。

  另外，除了浮雕式的展示徐霞客李元陽的形象之外，屈原，柳宗元，黃庭堅，闞禎兆，王元翰，駱賓王，凌粼，孫髯等也相繼出現在作品當中。

  （十四）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大理作家及生態散文。

  大理作家群像:那家倫有散文《花的世界》(獲全國首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花海集》(1985),趙敏有散文《緬桂花》、《山地向日葵》、《山野有靈》、《紅草莓》、《最后的蘭花草》、《洗蘭》等;張乃光的《山里采回白杜鵑》、《又見櫻花》、《刺花白了》、《素磬花開了》、《葫蘆花》、《預約梨花》、《墻角的蒲公英》等;而曉雪有散文《古茶奇花》、《茶花箐》等,他的詩歌《花》更是凝聚了白族人對花的濃烈情感“在小溪旁笑出聲音/在雪峰上點燃火焰,為蒼山披一件錦衣/替洱海繡出一道花邊//在樵夫新砍的柴擔上/在漁女剛梳的秀發間/在戶戶門前,迎親友/在家家窗口,向陽開……”在這種民族審美心理的影響下,張長、景宜筆下的眾多女性不僅用花命名,如金花、阿花等,而且還影響著他們的藝術思維。景宜的《騎魚的女人》中故事情節的展開和矛盾糾葛的中心,就是那愛美的新媳婦戴在頭上的美麗山茶花而引發的。張長也以色彩迷人,在空谷中默默開放,吐露出芳香的伊散玉瑟花來串聯全文,來傳遞著筆下人物的感情變化,象征著主人公蘭芮、居民杰的高潔靈魂(《空谷蘭》);他還用“太陽花”來贊美新一代青年人(《太陽花》)。這些都無疑是民族生態文化認同在作品中的反映。

  生態散文群像:云南詩人于堅常常遠離現代都市文明，漫游云南大地，尋覓著大自然殘存的詩意。生態散文在1990年代以來頗為興盛，這與散文文體的自由相關。有許多作家和學者僅是偶爾為之，或僅在一些散文中涉及到生態問題，如徐遲(有《蝴蝶》、《鳥群》、《水蛇》等文)、張抗抗(《黃土地和綠文化》等)、謝冕(《一條魚順流而下》等)等；有些作家和學者卻有非常明確自覺的生態意識，能夠創作出非常具有藝術水準的生態散文，但并未專心于生態散文的創作，如韓少功(《遙遠的自然》等)、張煒(《綠色遙思》)、趙鑫珊(《蟈蟈——關在籠子里的大自然》)、王英琦(《愿地球無恙》)、魯樞元(《為野草說情》)等；而有些作家不但有非常明確的生態意識，也專心于生態散文的創作，如徐剛、李存葆、葦岸、張煒等。從整體上看，1990年代以來的生態散文達到較高的藝術水準，影響也相當可觀。

  首先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李存葆的生態散文：《鯨殤》，《大河遺夢》，《霍山探泉》，《綠色天書》，《最后的野象谷》，《凈土上的狼毒花》等生態散文是當代生態文學最美的收獲之一，這些散文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些文化大散文相媲美而毫不遜色，稱得上真正的綠色大散文。相對于李存葆生態散文的大氣磅礴而言，葦岸的生態散文就顯得短小精致。他的《大地上的事情》系列隨筆，常常只是寥寥數百字，卻也細心地觀察了被常人忽略的各種自然事物，如平常的日出、一場小雪、螞蟻壘巢、在空中盤旋的鷂子、一具熊蜂的尸體等，并以詩意筆觸細膩地描述出來。1998年初，葦岸準備實施一個為中國二十四節氣拍照和記錄的計劃，在他居住的北京昌平水關新村小區東部田野選了一個固定基點，每到一個農歷節氣都在這個位置，面對同一畫面拍一張照片，然后把觀察到的節令運行的情景，形成一段當日所見、感受、聯想及認識的文字，時間則嚴格定在上午9點，這就是《一九九八：二十四節氣》的創作計劃，可惜的是，由于很快查出患了肝癌，他只完成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等六篇。

  周曉楓在《種粒》、《斑紋》、《蟲子們》《鳥群》等散文中對大自然中各色生靈做出了生動的描繪。在《蟲子們》中，周曉楓基本上能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對蚊子、尺蠖、蟋蟀、螳螂、蟑螂、蒼蠅、螞蟻等昆蟲做出較完滿的描繪。周曉楓在生態散文中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相當嚴厲，他在《蟲子的哲學•蟬》寫到人們往往把蟬列為害蟲之一，原因之一竟然是蟬吸吮樹汁，

著名作家史鐵生也在《病隙碎筆》中對生態問題有所思考。他說：地球的美麗是不容破壞的，生態的和諧是不容破壞的，被破壞的只可能是破壞者自己承擔責任。有這樣的反省，就是以生態良心和生態同情為前提的。此外，韓少功的長篇散文《山南水北》中許多篇章更是優秀的生態散文。

  新疆作家王族近幾年開始轉向動物小說，先后完成《狼界》《狼蒼穹》等力作。王族說，創作動物小說的起因與自己的生活環境有關。他認為，人與動物在大自然中互為依靠的精神內核，時至今日在游牧這一大背景下仍然保持著鮮活的狀態。

 （十五）關于帕男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的主觀楚雄情節。

  實際上，帕男能夠以飽滿的創作激情創作《滇，我的那個云南》既是對于云南的全方位認同感，又是對第二故鄉楚雄的熱愛。他在書中莊重的寫道：面對楚雄十月太陽歷的莊嚴神臺和高大的神柱，我們仿佛看見那圣潔的太陽女的在頂禮膜拜后的黯然神傷——

  陽光一點一點被神靈帶走,驅趕恐懼的圣火噼里啪啦地在風中搖擺不定。瑪雅人懺悔挽留的眼眸中轉動著滾燙的淚水:羽蛇神……你別走，求求你把最后一絲光芒留下!

  幾千幾百年的沉淀，彝人的厚度超越著現代人可以想像的極限，一切詭秘而又富有內涵的文物昭示的不僅是文明之厚，更是文明之廣。

火，也使稱雄地球的恐龍生命在瞬間成為絕響。

  面對倒下的龐然大物，人的渺小是微不足道的，恐龍死去的慘狀，讓人類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怖。

  恐龍走了，整整六千五百萬年。我們不能聽到它踏實渾厚的足音，也聽不到它地動山搖般的嘶鳴。但我們可以想象——

  六千五百萬年前，祿豐盆地氣候溫熱宜人，雨量充沛富足，沼澤襟連，森林密茂，葉肥草豐。馬鮫魚在水里悠游，甲板小鱷躺在沙灘上。盆地四周，無數的卞氏獸躲藏在石縫里，斜乜著高大的祿豐恐龍趾高氣揚地穿過叢林來到溪邊。身輕靈巧的蘆溝龍不緊不慢地走向一棵蕨樹旁邊，坐等樹上不慎滾落的昆蟲。高坡上，三迭龍虎視眈眈地盯著蘆溝龍，恨不得馬上將它撕了，也好美美地飽食一頓……然而，這也只能想象，留給人類的一堆又一堆的白骨當中，能破譯的僅僅是“慘烈”嗎？

  六千五百萬年實在太久了，恐龍死時向著東方翹望的姿態是否寓示什么？是否守望著地球未來一個高度現代文明的到來？　                               

  至今為止：凡蘇美爾、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希伯萊、古波斯等現代西方等原創與非原創文明雖有的曾是最早，有的遞相繁衍，有的相互敵對，繁星的勃發均曇花一現，暫存的五指可數，分裂的仇視背離了全球化的潮流，內涵特征的密切淵源無法從根本上解除西方文明本身和她給世界帶來的沒落危機。唯有中國文明卓爾不群、獨立東方，被國際主流目為神秘另類和出眾黑馬。

  “且持夢筆書奇景，日破云濤萬里紅”。

  這是泱泱中華，這是盛世絕響。

  這不也千里彝山的真實寫照嗎？

  威楚雄州，素有“省垣門戶，迤西咽喉”之稱。成昆鐵路、廣大鐵路、安楚公路、楚大公路、南永公路、永武公路形成縱橫交錯的交通網絡，東距省府昆明130余公里、西去古城大理160余里，北達鋼城攀枝花不到200公里。

  遠古的聲響敲擊著歲月的蹉跎，綿綿千年之后，在現代文明的熏染下，熾練地更加經久不衰。頓時一條長龍橫空出世，云擊乾坤，與天與地搏擊，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倒是真的，如果你現在來到楚雄，只需要你隨我走近，再走進。

  楚雄的夜來得很晚，風疏疏，云淡淡，喧囂漸漸遠去，行人漫不經心，小城總是以安祥從容的方式示人。

  帕男的報告文學《滇，我的那個云南》是一部將自然，生態平衡及其生態建設，人文主義，宗教信仰，人生哲學，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元素融為一體的報告型文學作品，具有特別重要的挖掘意義。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本文僅僅只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謝謝大家！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