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蕭亮中老師的筆名叫江鹿，表達了他要在故鄉美麗原野上自由奔跑的愿望。1972年12月5日，亮中老師出生在金沙江邊的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金江鎮車軸村，這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連接漢藏兩地的美麗村落。1985年，在鄉村完小讀書的亮中老師，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中甸縣第一中學，1991年，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四年的本科學習，使亮中老師打下了扎實的民族志基礎，系統地熟悉了民族學、西南邊疆史地以及其它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在中央民族大學求學期間，亮中老師曾多次榮獲青年民族學會論文競賽二等獎；中央民族大學“五四”論文競賽二等獎；1993年和1994年，亮中老師曾兩次榮獲人類學界“吳文藻獎學金”。

1995年7月大學畢業后，亮中老師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學院中文系工作，筆者在云南民族學院求學期間，曾有幸成為了他的學生。在這期間，亮中老師曾做過一些實地調查，有意識地訓練調查方法，有了一定的田野調查功底。1996年7月至1997年7月，亮中老師參加了云南省政府組織的扶貧和社會調查活動，在云南邊疆臨滄地區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勐庫鎮工作了一年。借此機會，亮中老師對邊疆政治、經濟，鄉村組織與動員，民眾和基層政權的互動有了細致的觀察，并進行過一系列社會調查。經過一年的下鄉，亮中老師對農村情況更加熟稔，并初步有了自己的體會和認識，從而更加激發了亮中老師的學術熱情。

　 1997至1998年間，亮中老師參加了由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學組織的“中國民族家庭實錄”課題，并承擔了藏族家庭調查，最終提交《夏那藏家》書稿。此書敘述了云南滇西北歷史、中甸(現稱香格里拉)一個藏族村落的百年史，用一個家庭，寫出那個地區藏族的百年變遷。并于2001年，由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學術著作《夏那藏家》一書，極富學術價值，內容非常有趣，充分彰顯了亮中老師深厚的學術素養及非凡的研究天分。

二

1998年9月，亮中老師再次考入中央民族大學研究生院，成為了我國著名的民族學（人類學）家莊孔韶教授的關門弟子。

在老師們的精心指導下，亮中老師接受了系統的科班訓練。1999年，亮中老師再次榮獲人類學界“吳文藻獎學金”。亮中老師是一個勤奮、敏銳的學者，在讀研究生期間，其文字駕馭能力和文字功底也是游刃有余，日益成熟，并有近百篇優美文字和攝影作品發表在香港《大公報》、《南方周末》、《中國國家地理》、《大地》等海內外知名報刊。作品《夏那人家》曾榮獲《南方周末》2000年第一季度優秀作品獎。在寫作《大涼山田野手記》時，亮中老師還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人類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但其嚴謹深細的田野報告，充滿著豐富的細節，提供了生動的“在場”證據，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亮中老師寫大涼山、寫彝人、寫頭人德古，寫祭司畢摩……篇篇都充滿了濃郁的鄉土味。除此之外，亮中老師還有許多相當成熟的小說作品，見諸于各大報刊，在他流淌的筆端里，都顯露出了很多的信息，意味著豐富的可能性。

　 亮中老師的學術立足于他的家鄉，我不知道這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的偶合。冥冥中似有定數在主宰著我們的生活，亮中老師開掘了民族、族群、田野文化的源頭和先河，卻不能由自己把這條路走下去。但與生俱來的激情與社會責任感，卻使得亮中老師最終成為一位社會公認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亮中老師公開發表的眾多作品當中，學術價值最高的著作是：2001年由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著作《夏那藏家》；其碩士論文《車軸權力過程及認同范疇變遷研究——從本土居民與移民群體的雙重角度分析》；2004年2月，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專著《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

　 早在中央民族大學讀研究生期間，亮中老師就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并希望通過對滇西北一帶多族群雜居地區的文化描述與歷史考察，揭示改土歸流后，西南邊疆一帶的文化接觸與變遷，并探討這個過程在中國的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作用。最后，亮中老師選取了云南省中甸縣金沙江邊一個叫“車軸”的典型的多民族雜居村落為研究對象，并于2000年8月到12月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調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完成了12萬字的畢業論文《車軸村權力過程和認同范疇變遷研究——從本土居民和移民群體的雙重角度分析》。該論文獲得了導師和答辯委員會的一致贊譽，并被評為“2001年度中央民族大學優秀畢業生學位論文”、“中央民族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及社會科學應用研究論文獎金計劃2001年度獲獎碩士論文”。

三

2001年7月，亮中老師順利完成了學位論文，并取得了碩士學位。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據說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曾準備錄用他，此后，數家準備聘用他，并有著優厚待遇的單位都被他婉言謝絕了。不久之后，亮中老師卻去了商務印書館做了一名編輯。在這期間，亮中老師依然筆耕不輟，并以驚人的毅力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及《人民日報》等知名刊物公開發表了大量具有較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及文學作品。

2001年，亮中老師接受了廣西人民出版社約稿，在其碩士論文基礎上撰寫《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該書利用其碩士論文的前期資料，亮中老師再次奔赴生他養他的故鄉——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金江鎮車軸村，并在車軸村進行了兩次田野調查，補充拍攝了大量民族志圖片，力圖從更新的角度做出一份西南邊疆的人類學新民族志文本。

在全書寫作過程中，亮中老師延承了人類學對家族、信仰等話題的經典探討，又對地方文獻、文物、口碑資料進行了饒有興致的調查考證，還對今日地方族群生活常態及社區文化變遷有著細致、有趣的描述。除此之外，全書寫作形態講究，文筆流暢、語言優美，并充滿新意，在全書的寫作過程中，亮中老師還采取了一種較為輕松、帶有故事性的筆調，在兼容學術性的同時，保持了內容的通俗易讀。書中人類學的基本問題，自始至終也融入在充滿親切的社區民俗生活描述中來加以討論，既保持了人類學的學術視角，又使作品本身具有了普及性與可讀性的田野志作品的特點。我們甚至可以從章節標題上就體味到了這種描述的親切和趣味，像“尋找土著”、“納西與博，和而不同”、“苗民，最后的遲到者”、“漂失的母語”、“車軸的‘國家人’”、“討生活的外遷戶”等，連最后一章結論“車之軸？”，亮中老師也取村落名為意象（image），喻指如果以時間為維度，村落就是一輛不停前進的車，那么，支撐它前進的“車軸”又是什么？

我喜歡亮中老師的文字，更喜歡他的文字間時時透露出來的尖銳。

　《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除延續了亮中老師人類學碩士畢業論文的特點外，在思想性和文本撰述上還表現出了一定的新意和先鋒。

　　其一、該書結合人類學田野調查資料與人文地理學相關知識，并在整本書中把握了這種寫作方式。在“尋找土著”、“最后的‘軸’”、“家族襲奪”這些章節里就充分運用了人文地理材料來構擬、考證社區族群的歷史狀態與文化行為。

　　其二、在田野調查時，亮中老師首次發現了車軸巖畫。該巖畫點的發現，把金沙江巖畫區往上游推進了80多公里。這一發現，與亮中老師在調查時始終采取認真、寬泛和敏感的態度有關，也可以說與田野調查的辛苦成正比。

　　其三、全書配上大量實地場景圖片，與現在流行的圖文書插圖不同的是，所有圖片與內容均密切相關，或是內容的切片，或是從影像角度來詮釋文本。

　　其四、現在描寫到民族地區采風、探險的圖書(大多會自稱人類學)很多，文體內容大多改變了過去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誤讀和偏見，但又經常帶有兩種傾向，或簡單表現作者的“文化關懷”，或帶著一種矯枉過正，甚至是“土著優越論”(亮中老師在畢業論文里對這種思潮進行了描述)的思想。《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也采取作者價值介入的態度，但文本卻非常清醒，并沒有簡單販賣“文化關懷”的眼淚，也沒有表現所謂的“土著優越”。——可以說，亮中老師是用實際的文本批判了這兩種偏頗的態度。

　　其五、全書撰述規范、嚴格，重視一手材料，尊重本土及地方性知識。全書上下注意還原土著居民語言，像納西語的家號，都一一標注了國際音標。

2004年12月，通過自身的努力，亮中老師終于如愿以償的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開始從事他極度熱愛的學術研究和田野調查工作。

2004年，亮中老師和一群學者、記者、環保工作者發起了保衛長江第一灣與虎跳峽的活動，要求決策部門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將不可再生的寶貴的自然與人文遺產留給世界，留給子孫后代。為了捍衛金沙江流域這片鄉土社會和人民的權益，作為文化人類學者的亮中老師，便對金沙江流域長期以來多民族共存的文化圖景進行了理性的研究，源自學者的人文關懷使他毅然行動，竭盡所能讓金沙江流域的多樣文化和社區生計免遭大壩淹沒的厄運，亮中老師幾赴金沙江，把生死置之度外，四處奔走呼號，被鄉親們稱作“金沙江之子”。

也正是由于他的參與策劃，來自云南不同流域的原住民代表，參加了水庫移民與可持續發展的研討，并首次在聯合國水電論壇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社區的能力建設明顯加強。亮中老師也多次促成多位著名記者與學者到金沙江流域考察，讓中國最主流的媒體，多次深入報道該流域的多樣文化以及關于建壩的論爭。

最終“舍我其誰”的使命感，讓曾經生龍活虎的亮中老師走到了生命的極限。2005年1月5日凌晨，年輕的亮中老師因長時間的過度勞累工作，和郁結在心底的焦慮與壓力等諸多原因，在首都北京猝然去世，年僅32歲。亮中老師最終以生命的代價，感召更多的行動者參與到保護大河流域文化與自然多樣性、保護社區生計的事業中來！

四

《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是亮老師一生當中學術價值最高的著作，此書于2004年2月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

亮中老師以一個人類學碩士研究生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寫出的這本書稿，是沒有理由不令人由衷喜悅的。書中有許多迷人的細節，不容我在此轉述，只就亮中老師在書中提出的一些不乏挑戰性的問題，筆者就曾和亮中老師做過一次有趣的暢談對話……

問（楊）：請問你寫作《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的初衷是什么？

　　答（蕭）：可以這么理解，云南中甸是我的家鄉，我從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學習人類學后，我更是發現這樣的文化形態在西南一帶是一個很普遍的類型，而這又與移民和土著、中央和邊疆政治力量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系。還有，在新時期，這樣一個小村落對全球化的反應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類學的慣例，我照例要選取一個村子做調查，從民族志的角度來以小看大。就我個人來講，我首先是一個當地人，但又有著異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經歷，并經過一定的人類學科班訓練。我想，自己能不能嘗試去跨越“外來者”和“當地人”兩種不同的角色？這種嘗試也包括去跨越外來人類學者和本土人類學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問（楊）：你覺得你做到了嗎？

答（蕭）：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離和客觀化的同時仍然有一種親切感。人類學田野調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參與觀察。參與觀察其實就是一種學文化的過程：調查者要不斷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這樣才會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認為這很容易做到，因為一個調查者進入社區，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生理、價值觀這樣一些變化，而我一直認為這些對我是應該沒有障礙的。

問（楊）：你身上既然流著白、漢、納西不同民族的血液，究竟精神上的歸宿何在？

答（蕭）：情之所系，就在金沙江邊的那方土地。

　 問（楊）：我認為你是在城鄉之間自由地穿行……

　 答（蕭）：可以這樣說吧。但盡管我在語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進入當地社區，但我還是覺出了自己的不適，像價值觀這類東西，我就已經與當地人有了很大的區別，這一點我起初也沒有想到。

問（楊）：你畢竟從金沙江邊走出來一些年頭了。

　 答（蕭）：是吧。我在適應城市的同時也與鄉村發生了一定疏離。所以，我也一直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就拿訪談內容來說，我設計了框架，重點設計了一些很感興趣的問題，但當地的老百姓卻覺得有些問題沒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無法回答；而他們覺得有意思的，我卻又一直在熟視無睹。

　問（楊）：我覺得你還是最大限度地走了進去，對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實描摹。我想這是不是與田野調查的方法有很大的關系？你在書里一直強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似乎有一種學科“準入證”的味道。我想問這里的田野調查有什么具體要求和規范？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各種對文化的探尋方法和田野調查的區別？

答（蕭）：這里有個前提，作為民族志來說，如果我們從“記載”這個層面上來理解“志”，那就應該是完全真實的，是對地方文化的實錄。但盡管這樣，學術界對人類學作品的真實性爭論還是由來已久，個別人從田野調查資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會受到其他人的質疑。客觀地講，每個人從自己角度出發的研究，其實都先天地帶著自己獨特的視角，這樣的視角表現在作品里，也是對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詮釋，但這樣的詮釋是要能自圓其說的。學者認知文化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但人類學有一套獨特的手段，那就是嚴格要求通過田野調查來獲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調查也被稱為人類學家的成年禮。如果是在這個層面說，它被稱為“準入證”也未嘗不可。田野調查有一套嚴謹的規范：包括與被調查對象住在一起，學習、使用他們的語言，參加日常生活，建立社會關系，還要隨時隨地進行單調、費時的觀察記錄。更為苛刻的是，由于調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地方族群進行縝密觀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對調查時限都有著嚴格限制，這就是至少要求調查者在被調查社區度過不少于一個年度周期的生活。

　問（楊）：這樣看來，人類學家與記者采訪和作家文人采風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絕不是走馬觀花，游山玩水似的到處跑來跑去，而是要能在一個地方長期呆下來，集中精力應付瑣碎的日常生活。

　答（蕭）：當年就有個叫霍滕斯·波德馬克的人類學家在《陌生人與朋友——一個人類學家的心路歷程》，一書里提到她在澳大利亞萊蘇島田野調查的故事。她說盡管身體健康，資料收集也越來越多，但實在無法忍受貧乏無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當兩個陪同的人離開時，自己就像獨處的魯濱遜，甚至還沒有仆人“星期五”。確實，田野工作有一點顯得非常絕對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復一日的參與觀察中，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人性與文化。人類學的作品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撰寫的，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會不斷地反觀自身，對自己遵循的文化體系提出質疑、修正。這和書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這也可以被視為人類學入世的一種表現。

　　問（楊）：讀《車軸》一書，我覺得里面有一些新意。比如你對當地“家號”的總結就非常有意思。

　　答（蕭）：家號是我在車軸田野調查中比較得意的一個發現。這要感謝當地幾位非常關鍵的報道人。家號是至今仍在當地民間使用的一種與漢姓、家族不同的認知體系，這方面的研究尚無人觸及。家號對住戶畛別有著明顯的標識作用，這類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個層面與姓氏截然不同。簡單說，家號是一些原生態和直接描摹的沒有經過修飾的標識符號；而姓氏則是經過簡約、抽象化的畛域系統，即便這樣的畛域性也有逐漸模糊的趨勢，就像民諺所說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這樣相反的提法。還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緣群體上，除特殊情況，一般不會因為遷徙或者其他原因改變；而家號相反，即便住戶遷徙或另換屋基，家號也不會跟著“帶走”。車軸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原住戶遷走后，新到戶往往承襲了原住戶的家號，接著喚作“某某家”。

　 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這種限定發生了變化。這與改土歸流后漢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對傳統家號體系的影響相關。納西族家號是一個綿密而又系統的認知體系，在漢姓進入納西社會之前，社區完全靠這一套系統區分自己與他者。漢文化或者說是姓氏文化和漢人的家族觀念進來后，這一套體系曾有過積極的文化調適。像對早期遷到當地的客籍戶，一定會對他們冠以一個家號，但后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陳家”這樣的漢姓稱呼。

　 因此，接下來就有大量的“家族襲奪”現象發生。家族襲奪讓家族制與家號系統相互作用，但雙方并沒有相互替代，最后的結果是一種互補；只是相對來看，家族更為彰顯，而家號則相對隱性一些。襲奪現象讓我們看到父權制的發展對一個地方社區文化習俗的巨大影響。可以說這是一種巨大的但又隱身于日常實踐中的潛移默化的力量。

　　問（楊）：你這里的襲奪概念是從地理學借用過來的。你是怎樣把兩者關聯起來，并提出這樣一個新概念的？

　 答（蕭）：說來有意思。我在車軸村調查了一段時間，搜集了大量的資料，也接觸到了大量的這一類個案。這時我感覺到自己可能會有一個突破。一天我到石鼓鎮趕集。石鼓在江邊一帶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張整個長江第一灣的片子。我在對面的村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幾個朋友往山上爬，最后幾乎是爬到了那一帶最高的一座山頭。我見到金沙江以石鼓為中心，繞一個“Ｖ”字型大拐彎轉而北上。我為長江第一灣的地貌震撼了。這個地貌曾長期被解釋為河流襲奪。有了這樣的意向，我回到車軸后就自然地將家族結構變遷中奪取承祧、財產甚至家號、屋基等有形無形資源的現象與“襲奪”概念聯系到一起。這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襲奪家庭發生了承祧斷裂，它重新續過襲奪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際序列的記憶，而這又與襲奪河和被奪河的特點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將它與河流襲奪的各個概念一一對應起來。很多被襲奪家族消失了，但它們的一些特征會保存在襲奪家族中，形成一種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襲奪發生后，我們可以在斷頭河的河谷形態沉積物中覓見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來，很多調查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問（楊）：讀這本書，覺得文本上同樣很有意思的一點是，你不斷地穿梭于故事內外，像一位熟知各項情形，深知內幕消息的講解者，向讀者講述著車軸的人和事，平靜的敘述與作者的追問相互交織；滲透字里行間的，是對車軸的人、風俗、土地的真正的親切感，并成功跨越了“外來者”、“當地人”（或外來的人類學家和本土人類學家）各自的研究局限，努力讓文本的撰述在距離化（客觀化）之后仍有親切感，無論是作者或讀者都能共享這種文本的內容。你在作品中也沒有一味地追求標準的論文寫作，也不像時下流行的散寫體，一抒發起感覺來就開始無邊無際。你的書里既有對話、雜感、隨筆，同時也有標準的結論。

　 答（蕭）：我是希望能盡量給予讀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觀的素材，引發讀者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一些文體轉換的嘗試，這樣的努力確實還等著讀者們的批評。

　 問（楊）：你把車軸村的變遷概括為自在社區、新邊疆和后革命這樣漸次推進的過程，而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國家、國家和全球化三個不同時期。你是怎樣得出這樣的結論？

　答（蕭）：在對車軸的歷史進行剖析時，我對改土歸流進行了很細致的考察。這樣的事件，在正史中是從權力中心外延的單維向度來思考。其實改土歸流對西南一地的影響非常巨大，它帶來的文化變遷和文化調適仍然影響到今天的當地族群。對車軸這樣的村落來說，它的影響力恐怕只有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才能與之相比。所以，我從這兩個時間點上就基本上可以看出前后變化的不同；從國家力量的介入來觀察，它基本上又與變遷過程有著重合與不重合的地方。改土歸流后，進入一種新邊疆時期的同時基本上也就邁入了國家控制時段；一直到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新邊疆狀態才告結束，但國家的控制仍然在延續，直到今日在本質上也看不出有更多的變化。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心的權力開始進行地方自治的嘗試，這就是車軸村２００１年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另外，與其他小小的村落一樣，它同時也開始面臨著全球化的壓力。所以說，從村落來看，七十年代末就已經開始走向兩極：一端是國家繼續控制，另外一端是對全球化力量介入的逐漸感受。從對村落的觀察、村民的言語里，我們時刻可以感受到即使像車軸這樣邊遠的傳統村落，也已經毫不例外地有了另外一種超出國家力量的外部勢力存在并且開始作用……

　問（楊）：在具體的事情上有什么樣的表現呢？

　答（蕭）：具體地講例子很多。像中甸縣對“香格里拉”的成功操作，就是要利用西方世界對東方、對前工業時代的一種想象。現在，就連一個普通的老農也將自己目前的處境與所謂的“國際”、“外國”聯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說，一些替代確實是在悄悄地發生。全球化不是一種想象，而是真真實實的一種力量，并且已經切入到傳統中國所謂的草根社會深處。連一個普通的老農，他也以通過這種表達獲得他在其中的權力想象，也可以說他會敏銳地利用其中的關系來進行一種類似討價還價的交換。當然，就目前來說，尤其像中國，民族國家的范疇格局確實是抵擋國際上不平等交換的一個屏障，應該說這樣避免了草根社會直接受到全球化的壓力。應該說草根社會、民族國家和全球化力量三者之間有一個微妙的關系，并且逐漸抵達互相制衡。但我想，他們應該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其實，國家也開始在向基層草根社會讓權，比如車軸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就是這么一個具體的過程。盡管這樣的嘗試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會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像車軸村就有村民以不同的團體集結的趨勢；但我對這樣的開端仍然非常激賞，有時候，不同利益通過一種程序博弈也是一種公平的游戲，最后的結果會是一個中和各方面意見的雜合體，這也許會更接近民意。通過我對車軸村的追蹤采訪，新的班子確實也在有效地實施一系列工作。確實，這樣的事實也讓我改變了原先對選舉結果的消極觀點。

　問（楊）：但農村還有更多的問題，像車軸這樣位于邊疆，各方面原生態保持更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會與內地同構的。

　答（蕭）：在很多問題上，不管邊疆、內地還是不同的民族，中國的農村具有相當的同質性；當然，像車軸這樣的村子會比內地農村慢半拍，矛盾也會相對弱化一些。但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呢？我想歷史終結的一個過程表現——戰爭、革命將不再是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辦法。這不僅僅是因為上面強調的力量懸殊過大，這也與政府權力逐漸縮小，不再像過去一樣幾乎可以毫無顧忌地做各種事情密切相關。

　問（楊）：政府應該與民眾商量，建立一個合理輸導和耗散的機制，但事實呢？

　答（蕭）：事實要復雜得多。就在離車軸不遠的村子，１９９７年由于鉛鋅礦開發導致水資源污染，老百姓聚在一起，擁進鄉政府把鄉長捆了。

　問（楊）：比較激烈？這樣的事件在歷史發展中怎樣定位呢？

　答（蕭）：不管歷史最后是“最后的人”還是“共產主義”，它總之是要走向“終結”的。人的活動不同，這個過程也會多種多樣：可能較為平緩，可能通過戰爭、暴力。當然，過程不同，最后的結果也一定會有很大的區別；甚至，這個終結同時就是毀滅。像車軸這樣的小村落，在這樣的過程中它是被徹底侵蝕掉，還是保留自己的獨特性作為一個分子加入“最后的人”行列？可以預設，如果進程被人為打斷，這個終結過程無疑會增加很多危險性，會走上無法預估的彎路。 

　問（楊）：現在有這樣的危險嗎？

　答（蕭）：我當然做不了一個準確的預計，但我一直在對車軸村做追蹤調查。長江第一灣和虎跳峽的雄渾壯觀曾經為云南“三江并流”成功申請世界遺產起到了關鍵作用。早在2003年7月２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第２７屆世界遺產年會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家們一致決定：將中國云南省的“三江并流”列入該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從而使中國列入這一名錄的自然和文化遺產項目達到２９個，而我們車軸村和沿江一帶都包括在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范圍之內；而我聽到的消息卻是：當地正在醞釀虎跳峽大壩的修建，并說已經有了規劃，很快就要上馬。這類信息越講越多，鄉間已經開始有了恐慌。

　問（楊）：這顯然有悖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宗旨，這樣一塊接近原生態的地方，一塊當今世界的梵天凈土!保持它，恰恰是對地球最大的貢獻。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沒有任何解釋？

　答（蕭）：至少我沒有聽到。

　問（楊）：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庫的“經驗”，先不做聲張，不吸引媒體的眼球，暗渡陳倉？

　答（蕭）：在開發的名義下，有時自然遺產的名頭只是一個對外的廣告語。中甸就有這樣的說法：申請“三江并流”搞錯了，現在做什么事都縮手縮腳的，放不開，還談什么發展？另外，１９９７年電力系統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離，能源部撤銷，成立了中國電力總公司。現在公司化向進一步縱深發展，國家電力公司分出的五大家公司為了競爭，為了發展，當然就來到西南圈水圈地，讓大自然成為他們公司的資產。這是一種典型的公司行為。

　問（楊）：完全聽不到政府的聲音？

　答（蕭）：至少目前是這樣。政府應該把一切有關水壩的事實告訴群眾，包括現在是怎樣一種運作方式，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要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最終決定是否修建大壩的，應該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眾。地方民眾要和電力公司進行平等對話，在知情、沒有壓制和利誘的情況下商談，因為地方民眾在對話中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而現在，他們的聲音一點也聽不到，現在的聲音都是那些受益群體，地方民眾還都蒙在鼓里，完完全全沒有參與進來。

　問（楊）：其實商業上以效益為目的的河流開發，已經受到廣泛的批評。建壩最大的問題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實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在這樣的商業行為中，地方民眾這樣的弱勢群體只會由于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貧困，像云南省漫灣電站建成后，當地群眾并沒有像當地政府承諾的那樣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現實情況是越來越貧困，甚至還不如建壩之前的生活。

答（蕭）：是的，有些事情非常可笑。現在江邊的老百姓告訴我，已經有人來丈量家里房屋的面積，但還是沒有一個說法。我與當地的一些報道人是經常溝通的，他們很緊張。老百姓的想法，我在北京嘛，應該會知道得多一些，可我一介文弱書生，無職無權，人微言輕，又幫得了什么忙？又能說什么呢？我只能寬慰他們說“相信政府”。

五

亮中老師撰寫的《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它不僅僅帶給我們一份滇西北村落的個案實錄，更向人們展示了亮中老師在民族志撰寫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代表著當代中國本土民族志的一個全新的實踐方向。　　

　 此書無論從作品撰寫手法、表現方式還是從內容上看，都將為人類學開辟一條更為廣闊的民族志研究的道路。而且，亮中老師對于文字和圖像的深厚駕馭功底，使該書的上述思想和人類學知識點，能通過輕松的筆調和形象化的筆觸及畫面，娓娓道來，可謂妙筆生花。閱讀此書是一種親切的享受，無論是情感交流、知識傳遞、觀點認知都與當地的血脈息息相關，沒有絲毫的距離。相信，此書無論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而言，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記得當年在云南民族學院求學期間，在亮中老師的指導下，我初次拜讀學界泰斗林耀華先生的《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一書時，我曾被他那游筆式的學術寫作方式震懾住了，一種純正地道的人類學思考居然可以用如此自由新異的手法去寫，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后來，又讀林教授高足莊孔韶教授的《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感到莊教授在繼承林教授傳統的同時，進一步強化和推進了這樣的筆法和思考。如今，在閱讀莊教授得意門生，也就是亮中老師的《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時，我已經感到自己不僅適應并且欣賞起這樣的表達。亮中老師用他精細、漂亮的文筆為我們展示了令人向往的滇西北一個普通村落的文化面貌，這一切恰恰完美地體現了人類學隊伍中林派學術文章風骨的一脈承續。

生長于金沙江邊的亮中老師，從血脈上當然可以歸于當地的土著，他研究的田野點也是他地道的人類學本土；但從文化層面上講，亮中老師又全然不是一個真實的車軸人，他像一只自由穿行在家鄉和異鄉之間的駿馬，一如他自己所說：“田野調查和旅行是不相同的，于是，我開始有意識地描摹這個村落。這片河谷是我的家鄉，我也總是在家鄉和外界之間奔波著。我意識到自己離社區生活不可避免地遠了，盡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轉換了嗎？但不管怎么說，今天我會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復原、構擬車軸村逝去的社區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在《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一直令我記憶猶新，講的是村里的苗家為了強化民族傳統的認同，將在別省苗族聚居區流行的“花山會”移植到了本地。在花山會的歌唱比賽中，亮中老師的父親蕭嘉麟充當主持人，鄉親們組成評委團，而他們很多并非苗族。村里６個民族、４００多戶人家其樂融融、桃花源般的景象讓人神往。但在書的結尾流露出來的憂患意識，卻不得不令人喟嘆，諸如全球化的浪潮無一例外地影響到了這個江邊的村落，外出打工的人也多起來，車軸未來的命運何在？許多接受過人類學訓練的人，都會像亮中老師一樣看他的本土，但他們中的多數人是把異域當作田野，很少有人像亮中老師那樣既把本土當作田野，又把自己當作本土的看客和外鄉人。這不由得讓我想起費孝通先生和他的《江村經濟》。但車軸不同于江村，車軸人的社會角色和文化身份，與江村也是大異其趣。

   在車軸村，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小型社區。那里有6個民族雜處在一個共同的地盤內，7種民族語言讓當地人成為天然的語言能手，人們自由穿梭在各種習俗和表達方式當中，相信那應該是語言學家研究“皮欽語”（pidginlanguage）的理想場所。盡管納西語一直被視為“本地話”，但使用起來又十分不確定，于是亮中老師便把它描述為“漂失的母語”。讀罷他對這些雜語區的語言承繼和失落的文化分析，確實發人深思、悵懷。在這里，不僅母語是“漂失”的，而且族群的血緣紐帶也常常居于“漂失”狀態。這個民族成員娶了那個民族的女子為妻，那個民族的家戶因為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把閨女嫁給另一個民族。通過姻親關聯，使利益分享，血緣互滲。于是，納西族的“家號”就成為住戶甄別的明顯標識。亮中老師注意到家號不同于姓氏，“即便住戶遷徙或另換屋基，家號也不會跟著‘帶走’”。圍繞著家號，我們可以看到車軸如何從一個群龍無首的傳統村落，隨著民族力量的消長起伏而變成地方勢力和國家權力相互扭結的“歷史戲臺”。其中，從古至今的車軸“生命過客”們誰也無法逃離“文化的文法”（culturegrammar）的擺布。不惟如此，中國的其他村落的凡夫俗子，他們不也一樣被文化的“戲法”操縱著么？

歷史讓人變，人們就會相應有許多應變的法子加以調適，于是就有了亮中老師描述給我們的許多“變術”。它也許是鄉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襲奪”的變術，也許是漢夷互化中的各式各樣的文化占有和文化“投降”，這些文化現象頻繁地發生在村落的信仰圈或其他的生活及文化范疇。獨特的《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提供給了我們面對今日全球化不能不著意反思的文化變術的復現。這種變術，從遙遠得看不見面影的時代早已存現在那里，今后我們每個人都會去復蹈它。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