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林外史》中的諷刺藝術

  吳敬梓以自我生活經驗為立文基礎，借助鋒利的刀筆，站在先進的思想角度下，把矛頭直指儒林階層，以環繞在科舉制度周圍徇私舞弊、貪婪虛偽的官僚，橫行霸道、武斷鄉曲的豪紳，平庸昏聵的膏粱子弟，利欲熏心的舉業中人，招搖撞騙的清客、附從的小市民為刻畫對象，集十年之功，終成《儒林外史》，小說諷刺手法運用的淋漓盡致，是整部小說的成功之處，對后世的文學創作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也把我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新的高度，代表了我國古代諷刺藝術的最高成就。《清朝野史大觀》評說：“近日社會小說盛行，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狀》、《官場現形記》，最著者也。然追溯源委，不得以《儒林外史》一書為吾國社會小說嚆矢也”魯迅先生也曾贊許“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成諷刺之書。”它的諷刺風格不是劍拔弩張的犀利，而是娓娓道來的深沉。

  一.現實主義

  在中國長篇小說發展史中，神話宗教迷信色彩不乏，小說人物神化、常不具備常人的思想情感，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過于絕對，正面人物神化而反面人物則十惡不赦，使人讀之不親切、不真實，藝術感染力不強。只有《儒林外史》才真正擺脫了傳奇述異的性質，成為表現人人所密切接觸的平常生活的藝術，在《儒林外史》中人物不再是高不可攀萬人之上的奇人，不再是超人式的英雄，不再是一無是處十惡不赦的惡人，從生活風貌到精神風貌都是人們日常生活所見，“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嚴監生，家有十多萬銀子，豬肉卻舍不得買一斤，膽小怕事，在正妻病重之時，為了讓兩位舅爺同意將妾扶為正室，痛哭流涕，收買王德王仁，即日便不顧王氏之病危，張燈結彩，大擺喜筵……嚴監生臨死之前，遲遲不肯咽氣，實為家人多點了一莖燈草，名副其實的慳吝鬼。然而吳敬梓并非就此展現嚴監生這一人物的丑惡面，在正妻王氏死后，嚴監生不小心發現了王氏積攢的銀子“我說他的銀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積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著…伏著靈床子，又哭了一回。可見嚴監生對妻子還是有感情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再者，在嚴監生臨死之前囑托二位舅爺照顧外甥教他讀書，掙著進個學，這是嚴監生真摯的父子之情的流露。還有作者重點描寫的馬二先生，頭腦迂腐、醉心舉業，卻極具善良義氣，他拿出全部積蓄為篷公孫解脫災禍，出資埋葬假仙人洪憨仙等。吳敬梓將人物描寫的有血有肉、性格豐富飽滿、讓讀者看到的是一個個實實在在的立體人。

  中國古代的諸子寓言、唐人傳奇、元明戲曲中都間存諷刺作品或帶有諷刺意味的描寫。但總體來看，在中國古代一脈相承的儒家‘溫柔敦厚’的文學思想傳統里，諷刺文學的發展史很弱微、很艱難。即使偶然流露一點諷刺的光輝，但那光輝也比較淡薄。直到吳敬梓的出現，才以其洞察社會的銳利透徹的眼力，嬉笑怒罵、酣暢淋漓的文章，向舊社會的制度、道德及各種醉心利祿、虛偽無恥的人們，作了普遍的嘲弄和鞭撻。在中國文學史上初次樹起古典諷刺文學的豐碑。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盛贊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國第一部真正足以當得起諷刺小說之名的文學作品。魯迅曾說：“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即諷刺的生命是真實，《儒林外史》之所以被視為諷刺小說，正由于它極為形象地反映了我國18世紀極具濃郁諷刺意味的社會現實，而這基于《儒林外史》并不是作者向壁虛構，而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據吳敬梓的姻親晚輩金合所述《儒林外史》所寫人物“或象形諧聲，或庾詞隱語，全書載筆，言皆有物，絕無鑿空而談者。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細繹而參稽之，往往十有八九。”其中，杜少卿即為作者自況，馬純上即馬萃中，遲衡山即樊南仲等。作者表面是寫明代生活，實際上是將清代中葉的各士林人物經藝術加工后搬上舞臺，使其隱藏在科舉制度后的悲劇、丑惡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大彰于世，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時人讀之，在暗語之下對比所錄諸生的真實舉動，不覺意趣橫生，諷喻辛辣，力透紙背。

  現實主義藝術還表現在作品形象處處保持著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姿態，作者站在局外，冷靜地描寫人物常態，通過人物言行展露人物性格，如經典的張靜齋范進打秋風，“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后的不舉杯箸，湯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箸來，范進又不肯舉。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的竹子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后看見他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作者描寫的就是這樣一次普通的飯局，娓娓道來，沒有評價，沒有貶詞，簡單的一個“大蝦元子”便戳穿了范進虛偽的道德面具，將范進的道貌岸然展現的一覽無遺，諷刺嘲弄淋漓盡致，如魯迅所說“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

  文學一旦離開真實，也就如紙花一般。吳敬梓把他的諷刺藝術建立在了對現實生活真實描寫的基礎上，因此賦予了作品人物無窮的生命力。吳敬梓的諷刺，唯其所以公心，故能從根本上有別于歷來的一些專事人身攻擊、直泄私憤的格調淺薄卑下之作，而具有豐富深刻的文化內涵，這種深沉的感時憂世之作，使作品充溢著鮮明的理性主義色彩和深切的人生關注，從而使讀者產生強烈的震撼，正是在這一點上，使《儒林外史》具有獨特的清醒的現實感，從而把它與那些以專攻謾罵為能事的‘黑幕小說’‘譴責小說’相區別，使它成為一部偉大的諷刺杰作。

  二悲喜交融

  《淮南子·齊俗訓》“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而《儒林外史》就恰當運用了這一諷刺手法，“戚而能諧”掛著輕蔑微笑的否定將諷刺體現的更加辛辣。混合著痛苦的憎惡和明朗的笑，這是《儒林外史》作為諷刺小說來看，達到很高成就的標志。在我國的文學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顯著地具有這種標志的小說。

在科舉八股取士的惡劣風氣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迷失本性、喪倫敗行，上演著一幕幕悲喜劇，典型的周進、范進，周進連考幾十年，連最低功名都混不到，活的痛不欲生；范進是幾十年夢想突然實現，結果痰迷心竅、瘋狂失態、坐進泥塘。諷刺效果最揪心的非這些原本出身下層，然而卻掙扎著向上爬的人物莫屬了，這幾個人物堪稱吳敬梓諷刺典型的精品。周進撞貢院號板，嚎啕大哭，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一副貢院號板關聯著天下所有讀書人窮通仕途，一聲哀嚎，一口鮮血，包含了白首童生大半輩子的屈辱辛酸。作者這樣著力的描寫，使人們對一個嘔心瀝血，日思夜想向爬上科舉高峰而不得志的可憐蟲感到可笑，同時也注定了可悲，確實描寫出了一個被科舉毒害而靈魂已畸形的藝術典型。范進歡喜而發了瘋，大半生科舉經歷的他飽受摧殘，無論是來自自我內心還是來自外界的鄙夷，早已讓他失去了希望和信心，突如其來的大喜沖擊了他絕望而苦楚的心，不料歡喜的痰迷心竅而發瘋。他是被考取功名后的“轉眼間一步登天，升官發財，光宗耀祖，顯親揚名，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相與”這些功名利祿誘騙到科舉道路上的一個犧牲者，弄的發瘋發癡，最后走向墮落。這些讀來令人捧腹大笑，大笑之余我們看到了悲劇，看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吳敬梓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淋漓盡致地揭露和批判了那些成天競于舉業場上的儒林人士。

  作者還有意安排一些不合氣氛的情節，以調侃戲謔。如第三十回季葦蕭騙杜慎卿神樂觀尋美男，不料是個頭戴道帽，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大鼻子，滿腮胡須，五十歲光景的來霞士，可笑至極，也可悲至極，看看我們的杜大才子是多么的空虛無聊。再有第十回中寫篷公孫入贅魯編修家，眾人都都說公孫和魯小姐是才子配佳人，一雙兩好，但作者卻并不這樣認為，篷公孫把八股舉業看做是俗事，而魯小姐確是受魯編修影響，從小熟讀《四書》《五經》、肚里歷科程墨，宗師考卷熟記三千余篇，曉妝臺畔，刺繡床前，擺滿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兩人全然不搭，然而受妻子影響，篷公孫也做起這般俗事來了。作者對此持戲謔的態度，于是出現了婚禮喜慶宴上梁上老鼠跌入燕窩粥和魯編修氣惱不慎將鞋甩向陳和甫的滑稽事件。笑聲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儒林階層在封建社會科舉取士風氣殘害下的悲劇！這就是吳敬梓《儒林外史》要傳遞給我們的辛辣搬的諷刺與深思。

  在小說里，有各種可笑可嘆的人物，在他們身上，最惹人發笑的片段恰恰是內在的悲劇性最強烈的地方。吳敬梓送給讀者的，不是輕率的戲謔和廉價的笑劇，而是這些貌似喜劇里邊的悲劇涵義。全書大多篇幅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吳敬梓謔語間的淚痕，在可笑中注入辛酸，在喜劇性形式下埋下了悲劇性內容，放大了諷刺效果。

  三對照手法

  首先是自相矛盾，表現在人物用自己的行為去否定自己的謊言，從而使冠冕堂皇的言辭與卑鄙齷齪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從而揭露人物心靈深處的虛偽，形成強烈的諷刺效果。如上文提到的范進拜訪湯知縣席上退前縮后不肯用銀鑲杯箸而大吃大蝦元子的情節，還有范進中舉前胡屠夫破口大唾，辱罵范進“尖嘴猴腮”“現世寶窮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而范進中舉后，因痰迷心竅而發瘋，眾人要胡屠夫打他一個嘴巴子，他卻說“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后來又說“我每常說，我的這個女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想著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活畫出一副市儈小人的丑惡嘴臉。再如第二十回匡超人偶遇牛布衣，寒暄數語之后，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里有個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著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口口聲聲吹噓自己的“匡大才子”竟不知先儒指何人，不料在馮琢庵問起馬純上時已經羞的無地自容的他卻說“他的選本也不甚行...唯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作者并無任何言辭去否定他的狂妄、吹噓，而是通過匡超人自我言行“先儒”二字戳穿了自己牛皮，自相矛盾造成強烈的諷刺效果，不禁使人啞然失笑。

  其次是前后矛盾，表現在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對待同一對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態度，以造成前后對照，產生不言而喻耳朵諷刺效果。如周進60多歲了還以老童生在薛家集觀音庵私塾，地位低下，生活貧困，遭梅玖諷刺“呆，秀才，吃長齋，胡須滿腮，經書不揭開，紙筆自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而后來周進做了進士，梅玖謊稱自己是周進的學生，薛家集的觀音庵也供起了周進的長生牌位。梅玖見了周進早先年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竟指著向和尚說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里，拿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才是。”作者這般細致的描寫，重在渲染周進做官前后迥然不同的境遇，梅玖的前后矛盾更是體現了他庸俗勢利、趨炎附勢的劣性，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世俗習氣。

  最后是典故對照，指人物巧妙借用典故，并加以改造重構，以此披上“合理”的外衣，達到自我安慰的效果。如第二十回，匡超人本是有妻，當李給諫問他是否成家時，他羞于說出丈人在撫院當差而謊稱自己無妻，不料李給諫將自己的外甥女許配給了他，雖說匡超人有點不安，但是轉念“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便應允了。恬不知恥的匡超人與蔡狀元有著本質區別，蔡狀元是在權勢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再婚的，而匡超人壓根沒有人逼他，完全是有心攀附權貴。吳敬梓這樣描寫，故意插入典故，意在以蔡狀元的這面明鏡來反射匡超人的偽善嘴臉。讓讀者在閱讀中，細細體味典故在前后兩種不同境遇比照下衍生出的意趣，以彰顯強大的諷刺力度。

  四細節描寫

  所謂細節就是構成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或環境特征的最小組成單位，也就是表現事物感性特征的具體而細小的材料。細節描寫是最生動、最有表現力的人物塑造方法，往往借助極精彩的筆墨將人物的真善美、假丑惡和盤托出，通過外貌、語言、動作、神態、心理等描寫達到“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盡傳精神”的效果。如第五回王德王仁被嚴貢生叫去商量事時，作者這樣提了一句嚴貢生妻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里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外貌描寫與動作描寫相結合，透露出這位王氏夫人似乎特別盡心盡力，但是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在王氏病重后，作為小妾的趙氏卻乘機在旁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便抱了孩子在床腳頭坐著哭泣，“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沒有感動，只是說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個事替得的？”趙氏又一番哭訴，然而王氏聽了，也不答應，通過對趙氏王氏的語言描寫，不難讓我們猜想到二人暗地里較著股勁而。有一晚，聽丫鬟說趙氏每夜擺個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王氏聽了，似信不信，這樣的心理細節描寫，細細品味我們不難看出一是王氏與小妾趙氏的心眼算計，二是讓我們所有人包括王氏都明白了趙氏的詭計，“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第二日王氏說道“何不向你爺說，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我們細細品味王氏語氣，是試探！趙氏二話不說忙叫請爺過來，一個“忙”字，更是證實了趙氏多日來的忙碌究竟為何。嚴貢生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晨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才有憑據。”為何嚴貢生不反對反而如此著急辦此事呢？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妾處于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然而王氏無子，趙氏卻生了兒子，在那個“母憑子貴”的年代，嚴貢生還是偏向給他傳宗接代了的趙氏的。在喜慶之時，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獨自”表明王氏發昏只有趙氏知道，趙氏卻沒有通知眾人，而是繼續行禮。等奶媽通知大家王氏已斷氣時，“只見趙氏扶著床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神態、動作描寫“扶著撞去”“哭死了”趙氏的虛偽和假情假意昭然若揭。王氏死后，不巧被嚴貢生發現了她的私房錢，結合上文提到的面黃肌瘦的辦圍碟，王氏是怎樣一個人呢？工于心計、老謀深算、慳吝成性之人，她才是這個家真正的管家。作者并未大篇幅去描寫王氏、趙氏是怎樣的人，寥寥數語，幾個細節描寫，將兩位妻子虛情假意爭奪家室地位的劣性刻畫的窮形盡相、入木三分，二人性格一覽無余，為我們上演了一場妻妾明爭暗斗的好戲。吳敬梓準確地描寫那些有表現力的細節，豐富了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并從中挖掘出任務自身潛藏的深刻矛盾和戲劇性，諷刺效果不言而喻不愧為魯迅先生所稱道“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

  五合乎情理的夸張

  夸張是一種能夠起到特殊效果的諷刺藝術手段，夸張手法的運用通常先把一個人物的主要特征作為人物心理與行為的描寫基礎，描繪的手段不是輕描淡寫，而主要是采用濃墨重彩的方式，尤其是著重地夸大描寫細節，達到淋漓盡致的諷刺效果，所以夸張是諷刺小說最常用的藝術手段，《儒林外史》中的諷刺也稍加夸張，通過運用夸張使讀者清晰地看出了社會的荒謬和人們靈魂的扭曲。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運用適度的夸張，準確揭露了諷刺對象的丑陋，抓住社會生活的某一個角落，合理地去放大和暴露丑惡，雖是夸張，但是讀者仍能感覺是描寫真實的社會生活。如余敷余殷二人充大師看風水，“余敷正在打開拿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劈手就奪過來，拿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拿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送在嘴里，歪著嘴亂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著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里，閉著嘴，閉著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盡著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左邊看了一會、右邊看了一會、歪著嘴亂嚼”吳敬梓將二人的滑稽神態描寫的惟妙惟肖，不乏夸張色彩，但就當時崇尚封建迷信的社會風氣來看，卻也是事實，也是人物性格本質所為，而這種建立在真實生活基礎上的夸張，使諷刺顯得更加犀利、深刻而更具生命力。

  另外，夸張是為了增強效果采取的放大的手法，其本質是形象的強化。例如第五回嚴監生之死，嚴監生喉嚨里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里拿出來，伸著兩個指頭。大侄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侄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得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著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再跟前，故此紀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著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你是為那燈盞里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嚴監生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作者把嚴監生“伸著兩個指頭”的細節通過否定大侄子、二侄子、奶媽的解釋加以放大，造成難解之謎，最后由小妾趙氏把謎底揭開，從而造成強烈的喜劇效果，使這個守財奴的形象躍然紙上。吳敬梓將這些真實本質適度放大、變形，從而令其原形畢露，諷刺效果意趣橫生，塑造了一個個典型的藝術形象。

  總之，吳敬梓將《儒林外史》深刻的批判思想和高度的諷刺藝術完美結合，其成就毋庸置疑。作者通過犀利的筆觸，“秉持公心，指摘時弊”，在以現實主義為基本手法的前提下，將悲劇與喜劇相融合，并采取豐富多樣的諷刺手法達到了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諷刺效果，客觀冷靜的揭露了科舉制度的腐朽以及儒林階層醉心舉業、思想閉塞、頭腦僵化、虛偽迂腐的丑態，是我國古典小說諷刺藝術的高峰。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