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作家，長春市作家協會主席王長元是吉林大安人。他是從嫩江岸畔走出去的著名作家。
　　　　王長元，1979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文學創作專業。我和王長元是同齡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在大安縣文化館當創作員，我在大安罐頭廠當工人。記得在1982年9月，縣文化館舉辦一期文學輔導班，他是聯絡員，我有幸參加了那次培訓班學習。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1987年開始發表作品。1989年，他調到省文聯，任《參花》月刊（吉林省群眾藝術館主編）編輯，后來，任《小說月刊》主編；1992年，任吉林省文聯秘書長，副編審。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我知道，他于1989年10月出版了第一部《野村風流紀實》（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集，我是在1996年5月18日，當時我在白城市土地局工作，來大安搞調研時，利用午休時間，到在大安舊書市“淘寶”時買到的，2012年10月27日，王長元先生在白城市作家協會主席丁力的陪同下，回大安辦事，這才有幸請他為《野村風流紀實》這本書簽名。
　　　　　《野村風流紀實》收集了他10多年來，創作的8個中、短篇小說。分四個板塊，即“野村風流”、“荒原風流”、“邊城風流”和“陋巷風流”。小說包括《男女私情》、《野村魂》、《憂郁的黃昏》、《山戀》、《父子恨》、《外性人》、《夜晚的笑聲》、《兩個絕情的人》、《怪人怪事》、《一幢房子的悲劇》、《房上頭有幾個娘們》、《苦澀的黃元帥》、《男人的苦惱》、《一個并非多情的人》、《故事，從雨天開始》、《情人的一天》、《黑市》和《市井志怪》。
　　　　　《野村風流紀實》小說集，由時任吉林省群眾藝術館副館長上官纓作《序》。《序》寫得很長，也很中肯，既有贊揚，又有鞭撻，由此可以從中看出一位文學長者對青年作家的呵護和關愛。
　　　　王玉成在點評王長元的小說集《野村風流紀實》時，這樣描述:“偶爾拿到一部17萬字的中、短篇小說集《野村風流紀實》,透過脆快而富有東北地方特色的文字,細節的提煉,環境習俗的勾勒,人物心態的刻畫和時代氣氛的渲染,無不顯巴得本色、深沉、幽默,充滿了濃郁的關東鄉土氣息.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所以,作家一般都很注意語言修養的提高,切磋琢磨,反復推敲。”
　　　　談起創作，王長元先生說“我什么都寫，且多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態，有的是父輩的故事，有的是童年的故事，有的是鄉野的故事，有的是小巷的故事，瑣瑣碎碎，有的甚至陳舊得沒了光澤，但我依舊試圖從中尋出些韻味來。
　　　　　韻味，對小說來說是多么重要呵，就像人的精氣神一樣，本是摸不找、見不到的，但它實實在在是一種生命本質的凸顯，是一直潛藏的神韻。”他說的這些好像神神叨叨的，但對于搞小說，搞文學的人來說，這真是至理明言呵！韻味，說來簡單，但要將作品弄出些韻味來，真是談何容易。
　　　　　大安籍著名作家陳久泉在《大安作家》文章中寫道：“我和長元先生相識有些年了。還是在他當《小說月刊》主編時，就為我編發了中篇小說《冬季瀟灑》，后來，我們又一同參加了全國作代會，和朱晶先生一同參觀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現在，我已從白城轉會到長春市作家協會，又在他的領導下參加活動，搞創作。今年，我在廣州《中國鐵路文藝》上發表了小說《魚兒不入網》才算真正唔出了一點他所說的韻味。(他和曲有源、喬邁先生還是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介紹人吶)。”
　　　　王長元先生與1959年出生的公民大體上有著相同的經歷：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文革”便開始了；中學畢業，這場革命剛剛結束。好端端的10年時光，是在旗如海、歌如潮中走過來的。1970年隨父下放，1976年自己插隊。由此學會了種地，干農活。即使后來上學、進城、娶妻、生子，也常常夢想那一隅僻遠村落。
    上世紀80年代涂鴉小說。開始寫得短，常在一千字、兩千字上轉悠；后來寫多了，筆順了不說，膽子也有些壯，五千字、八千字也敢擺弄；再后來，純粹是不知天高地厚，中篇、長篇也試著操練。這真應了家鄉那句粗話，“赤著身子攆狼——膽大不知羞。”時至今日發表的作品，按著剜到籃子就是菜的算法，大約有個百八十萬字。也曾出過五、六本小說集，也曾多次獲獎，當然，他的小說作品也曾被人品評過……
　　　2011年，他出版的《肩膀頭一樣高》，收錄了著名作家王長元幾年悉心創作的21篇小說。作品描述了普通人人性的各個層面，展示了各階層、城鄉各角落的陰暗冷暖和喜怒哀樂。
　　　　長元同志在小說語言上就很下功夫,小說集中有一篇《鳥王》這樣寫“雪天”: “極小.極硬”的白花花的“雪粒子”,“打著斜”,“惻拉酬拉”朝下“砸”.使冒出雪面的“草尖、苗吁直哆嗦”。僅此幾句,就把關東雪千烈的質地與江南水鄉滋潤的雪的區別呈現于讀者的眼前。而野地一片銀白,“冒丫煙”的雪伴著“嗽嗽”叫的風,使天變得“嘎嘎地冷”的描述,更有聲有色,節奏顯明地展現了東北大地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地域色彩. 文學作品寫景是為了寫人、情、事。《鳥王》寫雪蓋四野,天寒地凍,也是為了寫捕雀能手,外號“鳥王”的老頭的情懷和命運。小說寫他面對大風雪“喜得不行”:摘“酒葫蘆”飲酒,掃“窩子”,撒浸藥的“谷粒”,隱蔽.待“雪雀”食后,復出,費盡力氣穿過“雪殼子”,已累得“一頭汗”。
　　　　在陳久泉在《大安作家》中寫道：“王長元是長春的作家，我跟他認識三十年，真可謂日久識兄弟。在春節休假期間遵照他的囑托，認真閱讀了他的短篇小說集《肩膀頭一樣高》。按照他的話，他把這么多年來他認為的好短篇都湊齊了。”
　　　長元是比較典型的東北作家，就是對他的黑土地愛得無法再愛了，愛得都有些憂郁。你讀長元用全部心血寫的文字，你會發現長元作品里的人物語言都很有文學張力，就是說個性十分鮮明。他的作品人物幾乎一個人一個樣，農民說農民話，工人說工人話，平民說老百姓的話，有特權的人物說特殊的話。像長元這么樣認真寫人物個性語言的還不多，而且他寫的多個人物語言也都有特征，讓你一看就能記住，一聽就想去揣摩出話里的含意。這應該得益于長元對他東北家鄉的理解，對生活的熟悉。他的《賊船》，一個船夫，一個狗頭，一個乘船的馬六，三種完全不同的性格，在一條船上沖撞著，交織著，發展著，融合在一起就顯得那么有滋有味，鬧起來就很有味道，內涵一下子表現出來。他的《孤獨守夜人》，設置在一個獨特的收發室里。一個柔柔的女人秋月就把孤獨守夜人德福游蕩起來，陌生與熟悉，回憶與現實，三言兩語就把兩個人物鮮活地表現出來，而且還都符合發生在那個空落落的收發室里，這又得益于他駕馭小說人物語言的基本功。長元在這方面是下了狠工夫，功夫在他善于觀察人，體味不同人的內心世界。
　　　“我覺得長元在這方面下工夫是值得的，你看著他寫的小說人物語言有視覺的沖擊力，能讓讀者產生一種畫面，能想象出各類人物的舉止打扮，舉手投足。我覺得小說人物語言渲染要有沖擊感和新鮮感，作家描述小說里人物的語言和對話要是沒有沖擊力的話，就讓人沒有感覺，不能引起震動，自然就沒有讀者。長元能做到這點，他跟我說，寫小說時，他就努力讓自己想象人物怎么對話，是在什么環境下對話的，對話時人物都怎么動作，用什么樣的語氣。這樣視覺沖擊力和語言沖擊力、情節的沖擊力、對話的沖擊力都會擺在小說讀者面前，”
　　對長元的作品，如果你品味出了味道，發現長元作品洋溢著一種對生活、對人生真善美的創作思想。他的作品里都有一種真情在洋溢著，在表現著。甚至有時會流露出某種的憂郁，因為追求完美的作家都會沾染上這種文化心理。比如《窗欞上掛串紅辣椒》，一個心地善良的老母親在恐懼中等待，希望殺人的兒子頂不要來，但又希望他能來，掛一串紅辣椒在窗欞上，就是告訴警察，殺人的兒子頂回來了，你們能來抓了。可是掛上就意味著把兒子送進監獄，等待著死刑。老母親在徘徊著，其實她是在等待著讓兒子回歸真誠，等待著善良，等待一種母親送兒子真情的歸來。比如《英雄壯舉》，更是典型地表現出這種長元作品里讓生活完美的思想，本來不具英雄氣質的二皮逮住了四頭，可當最后要把四頭喜歡的姑娘丫蛋送到他面前時，二皮猶豫了，其實這種猶豫就是一種人生內心的美好在發酵，一種正直在升騰。他的《農夫寓言》，與其說是農夫寶栓因為患癌癥自己準備后事了，在小廟前因為救了一條毒蛇被咬了一口，他曾經后悔這個善心，但又覺得救了就救了，這也比自殺強。三天后，他蘇醒過來，奇跡般好了。后來有人為他指點迷津，說，正是因為你被毒蛇咬一口才得以重生。這個小說寫得很絕妙，其實就是長元對真情的另外一種解讀。很多情不是靠著金錢說話的，而是靠著人本身的特性，那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誠。
　　　閱讀長元的小說，你會覺得他寫作的時候很生活化，總是像寫自己那么駕輕就熟。其實作家寫別人的時候，不像寫自己那樣得心應手，對別人很生澀，遠遠不如寫自己投入得那么快。往往寫小說比較好的是寫自己，當寫別人時總是拿捏不好。寫小說真正到了第三層次的時候，又回歸到寫自己，這個寫自己是不論你寫別人什么，都能把自己融到角色中。但這個自己是大的自己，而不是小的自己，你把別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有機融會到一塊。我覺得長元就做到這點，他寫的都是他十分熱愛的地方，寫的都是他曾經熟悉的人物，即便是陌生的，是想象出來的，也都很巧妙很真實很自然地把自己寫了進去。
　　　我接觸長元機會并并不多，有時大安的文友相聚時，常常提起他。從中對他有個了解。巧的是，2008年，我出版散文集《其田其文》時，到省城長春最后定稿，有幸與他謀面，并與他進午餐，合影留念。盡管時間短暫，覺得他這個人真的很重感情，鄉情味十足。那時他任長春市作家協會副主席。2012年5月18日，他又官升一級，當上了長春市作家協會主席。當官了，但他并沒有放下寫作，而是更加積極的寫作。如果你瀏覽他的作品目錄，發現他至始至終，一直筆耕不輟，堅持到底。
　　　王長元的青春歲月，是在科爾沁草原嫩江岸邊度過的，廣袤的草原、美麗的原野、那條流淌了千百年的嫩江，給了他無數的靈感。但真正讓王長元愛上文字的地方，卻是下鄉時借住的老鄉家那個小灶臺。那時，王長元十六七歲，每天干完農活，就在翻過來的鍋蓋上讀書、寫作，也是那個時候，鄉村人的樸實以及鄉村原生態的生活狀態，讓王長元深深著了迷。從此，充滿追求的鄉村、生機盎然的土地成為他下筆的動力。第一部小說集《野村風流紀實》，隨后出版的《沉淪的菩提》、《無邊的追愧》、《野婚》、《肩膀頭一樣高》等，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植根于“鄉村”這片沃土，為我們講述一個個鮮活的鄉村。
　　日前，看到《吉林日報》記者張林先生寫了一篇人物通訊《一筆一劃地寫作 ——記著名作家王長元》，對他的寫作給予很高的評價：“第一次見到著名作家、長春市作協主席王長元，是在一個陽光和暖的深秋下午，他一襲風衣，謙和安靜，像是溪水邊一棵安然的老樹。而他的文字，卻有著泥土般沉實而粗野的味道，有枝有蔓，嬉笑怒罵，用最接近生活的筆觸寫最真實的人和故事。”
　　　在評論王長元的小說時，記者張林先生寫道路：“王長元的小說是一曲泥土滋味的民歌。雖然這些年他離開鄉村，居于城市，但是兩部長篇小說、三部中篇小說集、一部專著以及在全國各著名刊物上發表的多篇短篇小說奠定了他在文學上的不俗成績，梁斌文學獎、東北文學獎、吉林省政府長白山文藝獎等諸多獎項的實至名歸也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然而他并沒有因此而漂浮，而是更加忠實于土地，忠實于寫作。
　　王長元先生有時候也回到故鄉看看，不僅僅是以作家的身份去回歸生活，更是以一個從家鄉走出的孩子的身份去守護和看望。他說“我是一個靠著土地滋養的寫作者，和故鄉有著深刻的血脈聯系，故鄉的生活給予他寫作上源源不斷的養料。”他還說：“我內心依然是個農民，依然記得農忙時節打草、撒糞時流的汗，回歸民間是一種文學精神，它貫穿在我的寫作之中。所以他的小說，從語言到內容都透著鄉野民俗的氣息，新鮮而真實。就算寫在城市生活的人群，也蘊含著一種對于鄉土本源的潛在思考。”
　　閱讀王長元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來說，像是在閱讀人性。他筆下的人物，沒有英雄，沒有楷模，只有一個個尋常之人，尋常得如同自己身邊的街坊鄰里，然而在這些普通人的身上，王長元卻挖掘出最深刻的人性，挖掘出令人震驚和汗顏的人世真相，挖掘出柴米油鹽里的世態炎涼。
　　　　人情練達即文章，王長元說，“要寫故事，必須要懂得世故人情，要了解你所要描寫的世界，才能有好的作品。”他認為，比起怎樣構造情節，怎樣寫心更為重要，故事只是人心的載體，而人物的心靈有著更為廣闊的表現空間。他的小說，與其說寫的是故事，不如說寫的是人心，是人心的舞臺所上演的人世百態。
　　　　2012年，王長元的創作取得了豐收成果，《中年》獲得《小說選刊》創作獎、吉林省文學再獎勵等獎項；他還被評為長春市有突出貢獻專家。另外，長篇小說《當代英雄》也已完稿。談到對自己的創作要求時，他說：“我只要一筆一劃地寫作。”說這句話時，他表情認真，記者仿佛看見他所有的文字和經歷都在這一刻沉淀下來，成為琥珀。這個時代有太多的熱鬧和喧囂，有太多的追趕和浮躁，需要有人去一筆一劃地寫作，去以虔誠的文學精神守望和記錄，王長元做到了。”
　　我們期待著長元能有所發展，能夠開拓新的表現空間。也希望他在作品的表現力上有個飛躍。這更需要在文學上潛心鉆研，夯實自己，用一個全新的創作思維拓展自己。
　　　 “我是一個天生比較笨的人，不像人家那樣機敏、聰慧、一點就透。遇到什么事情，尤其是創作上的事情，我的做法是多琢磨。”采訪中的王長元始終很謙遜，他毫不諱言自己使笨勁兒，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扎扎實實的苦功，讓他從中獲得不少收獲。
　　　　王長元最怕自己寫的東西沒有反響。“不知道那個東西在讀者那里是個啥反應，這是很難受的事情，贊揚也好，批評也好，總能聽見個動靜啊！”在自由的環境里、空間里讀書、寫作，是王長元最理想的生活狀態，寬松、自由、閑云野鶴、信馬由韁……王長元連續用了好幾個詞組來形容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狀態。而他的下一步計劃是寫一部自己說起來不心虛、拿出來不臉紅、能經得住風吹日曬的作品。
　　　寫作是創作者生命向前行走的過程。“一個寫東西的人，骨子里應該有一種憂患意識。”作為國家級著名作家、副省級文聯主席的王長元先生，他對青年作家給予了很大希望，他建議喜歡寫作的年輕人，扎扎實實去接觸生活，“因為寫作是沒有捷徑的”。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