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穿越到公元1145年的春光里，我們會在一片特殊意義的土地上，遇見作為農(nóng)夫的宋高宗趙構。

那是文藝皇帝宋徽宗死于北國依蘭五國城坐井觀天之后的第十年、抗金名將岳飛被莫須有罪名冤死在風波亭之后的第三年。

一個春日的早晨，宋高宗趙構帶領文武百官浩浩蕩蕩出宮，來到那時叫做臨安現(xiàn)在叫做杭州的西湖東南側、玉皇山南麓的一塊籍田里，墾荒、整地、播種、澆水，并昭示天下、通告萬民。宋高宗的作秀，表面上是以示對農(nóng)事的尊重和對豐收的祈禱，心底里的真實想法我們不得而知。這里需要科普一下，籍田是古代帝皇通過農(nóng)耕儀式，顯示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重視的場所。

用航拍的俯視視角，我們還可以還原一個比較恢弘壯觀的場景。150畝的籍田，以一個樹木茂盛的陰陽魚形狀的土崗為圓心，土地呈放射狀向外延展，這片土地八等分，每一等分中又分成四個等分，種著品種不同的農(nóng)作物，活生生一個巨型的陰陽八卦圖，八種不同的莊稼一年四季呈現(xiàn)不同顏色和景觀。

中國自古是農(nóng)耕文明的國度，明朝之前各朝代，社會主流思潮是重農(nóng)抑商；“三農(nóng)”問題是中國歷史長廊中反復閃現(xiàn)的主題，很多王朝直接被沒有土地的農(nóng)民起義軍送進了墳墓。因此，歷史上名聲并不太好的皇帝趙構，采納禮部官員效仿東京汴梁舊制提議，種“試驗田”“示范田”便不難理解、不足為怪了。

北宋800多年后，杭州的知名景點中，最“網(wǎng)紅”的肯定是西湖；不“著名”的景點中，八卦田有理由上榜。眼前的八卦田，就是南宋的八卦田遺址，進行了全面修繕，維持了原有的平面格局，中間陰陽魚土崗、外圍八邊形，但是耕種方式、種植品種、播種意圖已經(jīng)大相徑庭。抽穗的玉米、壯碩的萵筍，垂掛的豆角、鮮嫩的黃瓜，黃艷的向日葵、鮮紅的朝天椒，這簡直就是一個植物園。

浮雕墻上，親耕儀式、行籍田禮，充滿著儀式感；八卦田里，人景合一、綠意充盈，彌漫著親和力。池塘里，天光云影掩映了一方靈秀；田地間，莊稼映亮了游人笑臉。當今城市中的很多市民是五谷不分，此時走在四通八達的田間小路或是窄窄的田埂上，一株株都市里的莊稼成為他們眼中的奇跡。

南宋的每代皇帝每年春耕都會前來耕種，滿足他們刻在門口牌坊上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心愿。但頗為八卦的是，八卦田在宋朝自己的典籍中卻沒有提及。到了明代，浙江人錢汝成才在《西湖游覽志》中淡淡書寫了一筆，“南山勝跡中有宋藉田，在天龍寺下，中阜規(guī)圓，環(huán)以溝塍，作八卦狀，俗稱九宮八卦田，至今不紊。”

以農(nóng)立國、民本思想，是歷代君王的執(zhí)政理念；男耕女織、春種秋收，是農(nóng)耕文明的典型特征。于是，我們的民族如同莊稼一樣生生不息，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至今文脈延續(xù)的國度。因為民以食為天，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千秋萬代顛撲不破的真理。詩人艾青道盡了中國人民對土地的情感：“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其實宋高宗親自躬耕，只是一時戲精附體。因為他葬送了半壁河山，茍且偷安于江南，這不只是一種軟弱，更是一種恥辱。

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們，從來都是土地的掠奪者。雖然明朝以后，皇帝們的目光逐漸轉向工商業(yè)，但是對于農(nóng)事的尊崇已經(jīng)成為一種思維定勢。朱棣攻破南京立都北京，公元1420年，在建起了故宮的同時也建起了先農(nóng)壇，成為后世明清兩朝皇帝舉行藉田典禮的場所。于是，杭州的八卦田日漸荒蕪，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中。

從“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到“等貴賤，均貧富”，再到“盼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樸素的中國農(nóng)民，滿腹都是對土地的訴求。

不由想到在現(xiàn)今這個城鎮(zhèn)化步伐不斷加快、大多數(shù)人與土地漸行漸遠的時代，還有像袁隆平一樣執(zhí)著地堅守土地的初心。他一次次將水稻的畝產(chǎn)提升到古人想不到的高度，讓我們感受到了另一種現(xiàn)實版本的羅中立超級寫實主義的油畫《父親》。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中，白家與鹿家祖孫三代恩怨紛爭的焦點，就是魂牽夢繞的土地。為了土地，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出賣良心、出賣道德、出賣人格，讀來令人感慨萬千。土地，中國人世世代代心心念念，是命根子、是眼珠子。

在把準中國社會脈搏的前提下，土地革命讓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從夢幻成為現(xiàn)實，由此中國進入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時代。而進入本世紀，國家取消農(nóng)民繳納了2600年的農(nóng)業(yè)稅，這是一次對土地的徹底解放、對農(nóng)民的重新定位。

云影在莊稼的花蕊中游移，蟬鳴在莊稼的葉片上傾瀉，山光水色、流光溢彩的八卦田，滿足了現(xiàn)代人對土地的所有暢想。

 

(編輯：作家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