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長征出發85周年。八十五年前的秋天，只有13歲的中國共產黨率領著創建才7個年頭的紅軍隊伍開始了一次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遠征，那個遠征叫長征。歷時374天，跨越11個省，行程2.5萬里，從江西瑞金出發時8.6萬余人，抵達陜西吳起鎮結束長征時僅剩不到七千人。名垂青史的長征，從此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也改變了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命運。

走一次長征路的心愿向往已久，一群革命理想高于天、心系天下勞苦大眾、誓將苦難中國救出深淵的人們，他們的長征有著怎樣的驚天動地、氣壯山河！感受長征的力量，一定要到當年紅軍將士走過的地方去身臨其境。長征，人間無以倫比的壯麗詩篇，一部永遠讀不完的書。

一年當中最炎熱的盛夏時節，我在入伏后的第三天出發，出伏后第二天歸來，在39天里，沿著中央紅軍長征行軍的路線，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走過了山山水水。南方的高溫，北方的寒冷；閩西贛南的秀麗柔美，湘桂粵邊的遼闊遒勁；云貴高原的巍峨壯麗，川西北青藏高原東麓的空遠險峻；甘肅寧夏的蒼涼雄渾，陜北黃土地的神秘深沉……一個人的長征之行，時時以紅軍壯舉激勵自己，用信念揮去孤獨，用堅強戰勝疲憊，身體得到了磨煉，心靈得到了升華，終于圓了藏在心里多年的走一次長征路的夢想。

出發，歷史在這一刻掀開了嶄新一頁

1934年10月10日，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中共中央率領由中央紅軍總司令部及其直屬隊組成的軍委縱隊和由中央黨政軍機關以及衛生部、后勤部、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組成的中央縱隊，分別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府江西瑞金的田心圩和梅坑出發，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偉大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從此拉開序幕。

在長征出發前的1934年上半年，隨著國民黨軍步步推進，中央紅軍節節失利，瑞金北大門廣昌陷落后，瑞金已成為敵方監視地域。6月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權力機構“三人團”，負責處置紅軍戰略轉移的一切軍政事宜。10月初，中央蘇區核心區域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第五次反軍事“圍剿”慘局已定。9月30日，中央紅軍第九軍團在福建長汀的南山鎮鐘屋村朝著中革軍委指定的集結地域開拔，率先踏上了長征之路。隨后，中央紅軍一、三、五、八軍團也從各自駐地開始向集結地進發。

10月16，中央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各部隊在于都河以北地區全部集結完畢，17日至20日，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和2個縱隊總計8．6萬余人先后在于都縣境內8個渡口渡過了于都河。參加長征的紅軍將士當時也許并不知道，撤離了中央蘇區，告別了親人故土，人類歷史上一次艱苦卓絕、驚心動魄的軍事遠征就此邁出了前進的步伐，中國革命的歷史也在這一刻掀開了嶄新一頁。

在感悟紅軍長征波瀾壯闊的光輝歲月之前，還是先將目光拉回長征之前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那些大事件以及長征出發的背景吧。

1927年。這一年，從年初到年尾，從南方到北方，發生了許多影響中國未來的大事件：北伐軍勢如破竹，摧古拉朽；蔣汪集團背叛革命，血雨腥風；共產黨人奮起反抗，武裝斗爭。

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正確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重要論斷。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正式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澤東在率領工農革命軍向羅霄山脈挺進時，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對部隊進行了改編，史稱“三灣改編”。12月11日，以恢復廣東革命大本營為目標舉行了廣州起義。

1927年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付出了鮮血與生命的慘重代價之后得到的教訓和換來的覺醒。雖然這三大起義均失敗了，可是卻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起一面革命武裝斗爭的旗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開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10月27日，毛澤東引兵井岡，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茨坪，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井岡山道路，開啟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開篇，從此，中國共產黨有了屬于自己的根據地。

1928年。這一年，國民黨反動派四處鎮壓革命，一時間，中國大地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了屠刀之下，中國革命進入了低潮期。然而，革命的火種并沒有熄滅，無數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推翻專制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而不懈奮戰。

1月，南昌起義部隊余部由朱德和陳毅率領，從粵北轉移到湘南地區。1月12日，部隊進入湖南省宜章縣城，次日，舉行宜章年關暴動并取得勝利。4月，朱德和陳毅率領部隊到了井岡山與毛澤東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后，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20日，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統一領導湘贛邊界紅軍和根據地的革命斗爭。5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工農革命軍統一定名為紅軍，這就是紅軍的來歷。隨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井岡山會師和紅軍第四軍的成立，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從此，中國歷史上有了威震天下的“朱毛紅軍”。

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的中國，被反動派發起的血腥鎮壓所籠罩，在國內已經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坐下來開會了。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有關中國革命存在嚴重爭論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

10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總結了湘贛邊斗爭的經驗，初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具體道路問題。決議中的一部分內容是《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后來，毛澤東對此作了文字修改，并把標題改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在這篇重要文章中，毛澤東指明了在反動統治薄弱的農村積聚力量，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的道路。這是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的一個標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

11月，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組成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11月25日，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后來，毛澤東親自將這一報告的題目改為《井岡山的斗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基礎上，這篇文章是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的光輝篇章，更加系統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并提出了“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這一重要的戰略思想。

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廣大農民以革命手段獲得土地的權利。邊界各縣掀起了分田高潮，窮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改變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充分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從各個方面全力支持紅軍。

在全國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燃起了星星之火，使人們看到了希望，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地武裝起義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比較完整的經驗，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最為可貴的是，毛澤東在斗爭實踐中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理論思考和總結，逐步形成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從挫折走向勝利。

1929年。這一年，在我黨我軍的建設史上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我黨我軍解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軍隊。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的斗爭洗禮中逐漸成長，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始終保持革命斗志，不斷總結斗爭經驗，認真思考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成功解決了這個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從此，一個先進政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真正建立起來了，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力量。

1月，國民黨湖南軍閥何鍵指揮湘贛兩省“會剿”的3萬兵力圍攻井岡山，紅四軍主力陷入困境。面對來勢兇狠的敵軍，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初始計劃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引開“會剿”之敵。可是當紅四軍主力到達贛西南時，井岡山已被敵軍占領。毛澤東、朱德便決定利用江西、福建良好的地理條件和群眾基礎，在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以打破國民黨對井岡山根據地的圍攻和封鎖，從而奠定了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建都瑞金的基礎，成為中國革命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

3月，紅四軍攻占了福建長汀縣城，隨后將司令部和政治部設在了縣城內的辛耕別墅，毛澤東在這里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制定了在贛南、閩西開展游擊斗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戰略方針，拉開了創建中央蘇區的序幕。

6月，紅四軍第三次打下福建龍巖城后，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于當月下旬召開。在紅四軍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提出，應當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這個提議卻未被與會的多數人接受。會議把毛澤東提出的“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并給予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落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離開軍隊。

7月，根據中央指示，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一起組成一個委員會，共同研究解決紅四軍中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行動方向。

9月，紅四軍又召開了“八大”，解決“七大”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統一全軍思想。但是，會前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未能拿出一個成熟的意見，而是讓大家自由討論，會上七嘴八舌，爭論不休，對一切問題都“毫無結果”。這時，大家深感，因為毛澤東的離開，“政治上失掉了領導的中心”。毛澤東離開軍隊后，紅軍軍事上的挫折也不斷出現，軍內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將毛澤東請回來。在毛澤東的復職問題上，周恩來起了重要作用。擔任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聯系整個紅軍的建設經驗，針對紅四軍的問題作了詳細指示，并委托陳毅根據他談話的內容和中央軍事會議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陳毅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的意見，以及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理解，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為一個對紅四軍乃至全國紅軍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文件，史稱《九月來信》。

10月，陳毅從上海回來后，傳達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贊同，歡迎毛澤東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澤東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他還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當時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并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進而表達了歉意，這樣就與陳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自此，紅四軍高級領導之間達到了思想上的統一。

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曙光小學召開。根據中央指示，大會重新選舉了紅四軍前委委員1人、候補委員3人，選舉毛澤東任前委書記。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澤東和朱德分別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大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案”。

決議的核心精神是強調紅軍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和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明確規定了紅軍“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而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確立了“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無產階級建軍原則；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規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從而為人民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古田會議決議結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初步回答了在黨員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初步回答了在農村進行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集中體現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的建設的道路。

從三灣改編、井岡山斗爭至古田會議，人民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原則基本成型，特別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將建軍原則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使軍隊的成長發展有了正式的綱領。1929年，中國共產黨歷經了一年的艱苦轉戰，克服了人民軍隊創建初期的種種紛繁復雜的問題，經過政治建軍的探索與實踐，最終取得了重大收獲，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

1930年。這一年，在中國大地上，又掀起了一場新的軍閥混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在河南、山東、安徽等省展開激烈交戰，又稱蔣馮閻李戰爭。因為這次戰爭主要在中原地區進行，所以又叫“中原大戰”。戰爭由中國國民黨內北伐戰爭后失勢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衛聯合反共右傾西山會議派和國民黨軍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等發起，意圖奪權挑戰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最終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中原大戰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一場軍閥混戰。

年初，中共中央決定統一全國紅軍的番號和編制，將幾支較大的紅軍編為中國工農紅軍一至八軍。到了年中，紅四軍和閩西紅二十五軍在長汀進行了整編，成立了紅軍史上著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總政委。8月，第一軍團與第三軍團合并，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并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彭德懷任副總司令。紅一方面軍的組成，對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年底，在毛澤東提出的游擊戰術的戰略方針指引下，中央蘇區擊破了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軍事“圍剿”。

1931年。這一年，4月，蔣介石調兵遣將開始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軍事“圍剿”，中央蘇區黨政軍民針對國民黨軍的進攻和破壞手段，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至5月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軍事“圍剿”。

7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調集30萬兵力，并聘請德、日、英軍事顧問，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分3路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三次軍事“圍剿”。紅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采取“誘敵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80天內，殲敵3萬余人，繳槍1.26余萬支，于9月初勝利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軍事“圍剿”。

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自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正式以國家形態出現。從1928年初到1931年下半年，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已經連成一片，形成了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全國最大的一塊紅色區域——中央蘇區。

11月1日至5日，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中央蘇區黨組織在瑞金葉坪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即史稱的“贛南會議”。會議就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把毛澤東的主張說成“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開始排斥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會議根據王明所控制的臨時中央的指示，決定撤銷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所屬各部通歸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稱中央紅軍。這樣，毛澤東就失去了中央蘇區黨和紅軍最高領導人的職位。

1932年。這一年，5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指示電，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毛澤東，對他的軍事戰略方針進行批駁。

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毛澤東“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進攻路線，爭取黨和紅軍說服他的防御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了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不轉變立場，站到王明路線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而予以清除。

毛澤東基于對革命形勢的正確估計，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主張在蔣介石統治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兩軍對壘時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必要時放棄陣地，實行退卻，重在保持、發展紅軍的有生力量。這一套機動靈活的戰術，自然不能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責為右傾，而遭到了批判。

8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興國開會，討論紅軍行動計劃。會議采納周恩來的意見，決定毛澤東重新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會議還決定，前方組成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任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與作戰總計劃，后方則分工做地方群眾工作，以積極配合前方軍事行動。

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上，“左”傾領導人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是“純粹防御路線”，并且把在歷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也指責為“以準備為中心”，“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
　　會議在“左”傾思想占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后，“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再次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寧都會議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積極進攻戰略”同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御戰略”斗爭的總爆發。這次會議是在紅軍第四次反軍事“圍剿”即將到來的緊迫情況下，排擠和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和指揮，不僅給當時紅軍的前線指揮機關造成了困難和不利局面，而且成為后來紅軍第五次反軍事“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1933年。這一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繼續在內部派系斗爭和軍閥混戰中焦頭爛額，置民族危亡于不顧，打著“圍剿”消滅紅軍的如意算盤，對日本的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

這一年，中國共產黨依然在內外壓力的困境中步履維艱、上下求索。“左”傾思想仍在黨內占據上風。1月，受王明遙控、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于在上海的處境日益困難，不得不遷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此時，周恩來和朱德正在前方準備組織指揮紅軍開展第四次反軍事“圍剿”，而受到“左”傾勢力排擠的毛譯東則在閩西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2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中央紅軍在朱德、周恩來指揮下，繼續運用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以運動戰為基本作戰形式，打破了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進攻，至3月下旬，基本上擊退了國民黨軍的進攻，取得了第四次反軍事“圍剿”的勝利。

9月，蔣介石調集重兵開始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這一次，國民黨軍采取了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法，對中央蘇區全面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并摧毀蘇區。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困難重重，風雨飄搖。

11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福州發動了抗日反蔣事件，宣布與蔣介石國民黨決裂，并成立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與紅軍簽訂了停戰協議?！案＝ㄊ录卑l生后，蔣介石又驚又怕，被迫從江西“剿匪”前線抽調大軍入閩“討伐”，對中央蘇區的包圍圈出現了松動。

這種形勢的變化對紅軍粉碎國民黨軍的軍事“圍剿”出現了十分有利的局面，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都提出了聯合十九路軍打破“圍剿”的正確主張。毛澤東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抓住時機，紅軍主力應“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控制著紅軍指揮權的博古和李德害怕丟失根據地，不敢實行向敵人后方打過去的方針，拒絕采納毛澤東的這一正確建議。蔣介石打敗十九路軍后，繼續向中央蘇區展開進攻，紅軍一步步陷入被動局面，中央紅軍打破國民黨軍軍事“圍剿”的最后一線希望最終破滅了。

在中央蘇區面臨如此嚴重危機的情況下，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卻盲目樂觀，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從而將“左”傾錯誤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負總的責任。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幾天后，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全蘇二大”。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也被免去。

而此時，經過了半年多的精心準備，蔣介石調集了100萬軍隊，一場更加兇猛的第五次軍事“圍剿”向中央蘇區撲來。面對蔣介石來勢兇猛的進攻，由于博古拒絕采納毛澤東的正確建議，放棄了過去四次反軍事“圍剿”斗爭中的積極防御方針，盲從按照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戰法，用陣地戰取代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取代人民戰爭，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從而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其后果紅軍遭受了巨大損失，致使中央蘇區第五次反軍事“圍剿”徹底失敗，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成為了必然選擇。

長征，一代人偉大而崇高的精神圖譜

在39天的時間里，我走過了28個著名的中央紅軍長征紀念地，一路行走一路思考，是怎樣的一種理想和信仰支撐著一支衣衫襤褸、饑寒交迫、艱難困苦、死神相伴的隊伍走過了萬里長征，取得了輝煌勝利，迎來了新中國的曙光。

我想，意志和精神的力量必定是取勝的先決條件，不然就不能解釋為什么各方面條件均大大優于紅軍的國民黨軍為什么總是失敗。血性與剛勇的節操必定是一支軍隊無往而不勝的集體品質，貪生怕死、私利系于一身的國民黨軍永遠都不會明白，為什么紅軍總會笑在最后。兩軍交戰，比拼的必定是信仰與勇敢，真正的將士哪怕寡不敵眾，也要血濺七尺、以命相搏，把戰死疆場視為其無尚榮耀。紅軍隊伍憑著理想和信仰突破了敵人的一次次圍追堵截，用堅強的革命意志和勇敢精神戰勝了一切天險和強敵，最終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譜寫了紅軍長征的偉大軍事史詩。

1934年11月22日，中央紅軍在連續突破了國民黨軍3道封鎖線之后，攻占了瀟水西岸的最大渡口所在地——湖南道縣。24日又攻克了江華縣水口圩，25日，在長征出發45天之后，中央紅軍渡過了瀟水。

瀟水，為湘江上游的一條支流，瀟者，水清深也。因其上游兩岸樹木蔥綠，水流清澈幽深而得名。瀟水、湘江均在湖南境內，瀟湘，近代一般指湖南境內的湘東、湘西和湘南一帶廣大地域。瀟湘一詞最早見于《山海經·中山次十二經》：“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贝撕?，瀟湘一詞廣為流傳，并不斷賦予新內容。瀟湘，舊詩作中常指“淚水”，暗含相思、傷心之意和悲劇色彩。漢劉向《列女傳?有虞二妃》云：“有虞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山海經》載：“洞庭之中，帝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娥皇、女英二妃美麗動人的形象，歷來成為吸引詩人的創作題材。屈原的《九歌》中的《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是最早的歌頌二妃的美麗詩篇。

瀟湘畔邊，一個多么富有詩意的地方，然而一場近乎于災難性的鏖戰卻正在前方等待著紅軍。蔣介石在瀟水圍殲紅軍未成，又調集湘軍、桂軍、川軍及中央軍共計30萬兵力，利用寬闊湍急的湘江，企圖在湘江以東地區一舉將紅軍消滅，征程中的中央紅軍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極其不利的軍事形勢。湘江之戰在接續悠遠的歷史典故中又一次寫下了悲慘的一章。

2019年7月25日我來到了位于廣西興安縣的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我在設于碑園內的湘江戰役紀念館內每一個陳列櫥窗前細細讀細細看。我想象著85年前的冬天，紅軍將士面對國民黨30萬重兵層層布設的湘江“天塹”防線，是如何用血肉之軀從死亡線上掩護中央兩大縱隊和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安全過江，從而沖破了國民黨軍的四面合圍的。

1934年11月25日，也就是中央紅軍渡過瀟水的當天，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即下達了突破湘江的作戰命令，湘江戰役正式打響。湘江之戰的慘烈和悲壯，主要體現在最為激烈的四大戰役：興安光華鋪阻擊戰、灌陽新圩阻擊戰、全州腳山鋪阻擊戰和界首鳳凰嘴搶渡戰。光華鋪是界首至興安間的一個小山村，靠近興安一側的界首渡口是中央紅軍搶渡湘江最重要的渡口——中央兩大縱隊首腦機關渡江點，湘江戰役三大阻擊戰之一的興安光華鋪阻擊戰就發生在這里，這里距離首腦機關渡江點只有幾里路。11月27日至12月1日，紅三軍團將士在湘江兩岸頑強阻擊國民黨軍的輪番進攻，戰斗最危急時刻，朱德總司令親臨紅三軍團前沿指揮部與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一起指揮戰斗，以犧牲2000余人的慘重代價確保了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暢通。

灌陽新圩是國民黨軍向北攻擊紅軍渡江的必經之路，為確保渡口左翼的安全，從11月27日到30日下半夜，紅三軍團第5師以3900人的兵力在新圩與14000余人的敵軍展開殊死搏殺，頑強阻敵三天三夜，犧牲2000余人，為全軍搶渡湘江贏得了寶貴時間。

腳山鋪阻擊戰是湘江戰役雙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場戰斗，11月28日至12月1日，紅一軍團第2師4、5、6團與第1師2團以及30日趕來的第1師1、3團與敵激戰四天四夜，頑強頂住了數倍于我的敵人的瘋狂進攻，保證了渡口右翼的安全，完成了掩護任務。傷亡達6000人的腳山鋪阻擊戰驚醒了紅軍指戰員，腳山鋪后來被紅軍將士稱為“覺山鋪”。

鳳凰嘴位于界首渡口下游12公里處，是中央紅軍搶渡湘江的一個重要渡口。1934年12月1日，紅八、紅九軍團和擔任全軍后衛的紅五軍團軍團部及第13師先后抵達渡口，相互交替一邊阻擊敵人一邊過江，此時追敵也蜂擁而至，敵機利用空中優勢對正在過江的紅軍進行瘋狂掃射和狂轟濫炸，過江后，長征出發時一萬多人的紅八軍團僅剩一千余人，紅九軍團也損失慘重，其第22師幾乎全部犧牲。

湘江戰役中，紅三軍團第6師18團和紅五軍團第34師擔任全軍的后衛，廣大指戰員堅決服從命令、顧全大局，為掩護中央領導機關和其他部隊順利渡江，與敵展開激烈戰斗，最后紅18團和紅34師將士大部壯烈犧牲。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慘烈悲壯、最驚心動魄的一戰，也是關系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在敵我力量極端懸殊的險惡局勢下，廣大紅軍將士以無比堅定的革命信念、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和敢于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經過五天五夜激烈鏖戰，于12月1日下午，在廣西境內的興安、全州之間掩護中央兩大縱隊和中央紅軍主力部隊渡過了湘江，粉粹了國民黨軍妄想將紅軍全殲于湘江岸邊的企圖，從而保存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紅軍。中國工農紅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創，中國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創。

湘江之戰，在黨內“左”傾指導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和軍事指揮上的逃跑主義影響下，給中國革命幾乎造成了毀滅性的損失和災難，也是一場躲不掉的必然結果。在這場慘戰中，廣大紅軍將士以疲憊之師迎戰以逸待勞的國民黨軍，雖然粉碎了國民黨軍欲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經此一戰，中央紅軍由蘇區出發時的8.6萬人連同前3次突破封鎖線的損失，渡過湘江后的中央紅軍已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

來到遵義，我更加深切認識到了湘江戰役對于中國革命的深遠影響，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沒有湘江戰役，就沒有遵義會議。突破湘江之后，看到湘江戰役給紅軍造成的慘重代價，許多黨的高級干部和廣大紅軍將士痛定思痛，對“左”傾教條主義給紅軍帶來的危害開始進行斗爭和反思，從而引起了對博古、李德脫離現實的冒險主義和逃跑主義的懷疑與不滿，懷念“毛委員”，盼望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的呼聲逐漸高漲。

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來到了湖南南部與貴州交界處的通道縣，雖然紅軍暫時擺脫了險境，但實際上更危險的情況還在后面。按照博古、李德的計劃，明知去往湘西的路上，國民黨軍已布下了密不透風的“口袋陣”，正等著紅軍前來入網，卻依然固執己見堅持去湘西。這時的毛澤東憂心如焚，他知道蔣介石絕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在紅軍前進路上設置新的封鎖線，這時如果繼續堅持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無疑就是將紅軍往虎口里送。毛澤東洞若觀火，明確指出了紅軍必須改變原先的戰略方針才能避免危局，應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轉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的主張，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朱德的贊同。1934年12月12日的下午，在通道縣城內一座有著近千年歷史的恭城書院內，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這就是著名的“通道會議”。在會上，早已被排斥在黨和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不帶任何偏見和個人得失，以一個真正的跟隨馬克思、信仰馬克思而又活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的政治家的博大胸襟，用詳盡的現實依據分析了當前敵我雙方軍事態勢，竭盡全力以充足的使人不得不服的理由和道理去說服中央的最高負責人和其他中央高層領導，力主擺脫敵人，爭取主動，堅決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轉兵貴州，以迅速改變中央紅軍面臨的非常不利的局面。毛澤東的建議終于被大家采納了，這樣就避免了所剩3萬多紅軍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命運，在萬分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這是毛澤東被剝奪了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長達三年之后，第一次自己的主張在中央高層會議上獲得多數人的贊成，毛澤東坐了多年的冷板凳之后，終于有了發言權，人們也終于開始向他靠攏。

通道會議一結束，中革軍委立即向全軍發出了西進貴州的“萬分火急”的電令，當晚，中央紅軍即兵分兩路轉兵西進。通道會議作出的“通道轉兵”決策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一次非同小可的關鍵拐點，從此，中央紅軍步入了一條希望的大道，黨和紅軍的命運悄然出現了轉機。

懷著對偉人的崇敬之情，在來到遵義之前，我先后去了位于湖南通道縣縣溪鎮的恭城書院通道會議、貴州黎平縣的德鳳鎮黎平會議和甕安縣的猴場鎮猴場會議這三處事關中國共產黨和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會議舊址緬懷和追思。在中央紅軍處于戰略轉移路在何方的萬分危急關頭，年輕幼稚的黨的總負責博古和莽撞教條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早已亂了方寸，一籌莫展。有著超人智慧和謀略的毛澤東，這個時候卻格外沉著冷靜，三次會議上他始終堅持放棄中央紅軍長征初期既定的去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方針，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去尋找新的出路。毛澤東的不懈努力，給人們指明了苦苦尋覓卻找不到出路的正確方向，紅軍生死攸關時刻，毛澤東的建議最終成為了實施方案，這樣就成功避開了國民黨軍布下的口袋陣。

如果說通道會議初步奠定了紅軍走出困境的戰略方向，黎平會議則進一步鞏固了通道會議改變戰略方向的成果，扭轉了由博古、李德專斷獨行開始走向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的不正常局面，而跨年度的猴場會議其最深遠的意義在于上承黎平會議、下啟遵義會議，再次否決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決定立即強渡烏江，攻占遵義，去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中央最高領導層關于戰略方向問題的爭論在猴場會議上劃上了句號。這樣就徹底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將國民黨重兵甩在了湘西，從而避免了黨和紅軍險遭覆滅的危險。

遵義會議之前中央召開的這三次重要的會議充分表明，經歷了重大挫折的共產黨開始了深刻反思和自我完善。毛澤東的正確觀點逐漸得到了尊重，黨和紅軍的前途和命運出現了改觀的曙光。這是自第五次反軍事“圍剿”以來，自中央紅軍長征以來，全黨全軍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后對重新認識毛澤東、衷心擁護毛澤東而得出的最深切的體會和認識。一代偉人在磨難中開始重新崛起。

1935年的年初，遵義的氣溫降到了冰點以下，這是一個多么寒冷的冬天呀，可是就在這個寒冷的日子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就要迎來改變了。1月15日至17日，接連三天，直到深夜，一次次激烈的爭論、辯駁、沖突、批評、自我反省，一群心懷天下、血氣方剛、激情迸發的共產黨人，各自表達著對黨存在的錯誤的反省、對紅軍走出困境的探索、對沖破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的不同見解與認識，氣氛緊張、言辭尖銳、情緒激昂。

其實，自從中央紅軍撤離瑞金開始長征以來，對于戰略轉移中的行動方向和作戰策略就一直處于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的斗爭中。博古、李德等一方，始終堅持進軍湘西，在這種思想指導且本就掌握著指揮權的情況下，紅軍將士只能執行命令，以太微弱的力量去同太強大的國民黨軍死拼硬打，結局只能是一敗再敗。而對于“真理有時候就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毛澤東而言，他雖然早已看清了紅軍被動挨打的癥結所在，可是身處逆境，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又如何能有更大的作為。說話都沒人聽的毛澤東，卻并沒有因為遭受排擠和孤立而自顧小我，求得自在。親眼目睹紅軍隨時面臨覆沒的危險，他心急如焚、憂思忡忡，無時不在關注著紅軍的命運，默默探索著如何解救紅軍沖出險境的出路。

長征開始前的一段時期，張聞天與毛澤東同住在距瑞金十余公里之外的云石山上一座古寺，得以有時間朝夕相處、交流思想。他倆，一個來自山溝溝，一個曾留洋過海；一個是中央蘇區的開創者，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是政府主席，一個是內閣“總理”。雖然閱歷氣質不同，但在關心紅軍和蘇維埃的前途命運上，在批評黨內“左”傾錯誤上，卻找到了共同語言。這也為后來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擔架上的“三人團”做了思想和情感上的基礎。

長征開始后，毛澤東因病坐擔架隨隊行動，常與身負重傷也坐擔架行軍的王稼祥以及張聞天同行。他們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為了與博古的“左傾”路線斗爭，能夠將自己的正確思想付諸實施，毛澤東開始爭取兩位“國際派”大將，張聞天隨著同毛澤東接觸的增多，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同時對博古、李德的專橫作風和戰場上的瞎指揮越來越不滿。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他曾一度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1930年回國后，1931年4月到達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三個人經常談古論今，在許多方面尤其是軍隊的前途問題上認識趨于一致。王稼祥有時會非常氣憤地批評李德，張聞天較多地談論他與博古之間的爭論，毛澤東則結合實際科學地分析“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和危害，說明自己的主張，使張聞天、王稼祥逐步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轉而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在漫長崎嶇的行軍路上，兩個吃洋面包一度信奉共產國際的革命者和一個“山溝溝里的馬列主義者”，為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探索思考、默契籌劃，這個籌劃，最終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后來美國著名戰地記者、作家哈里·索爾茲伯里把這個籌劃稱為“擔架上的陰謀”。他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擔架變成了討論政治的舞臺，為毛澤東重新掌權、領導長征免遭覆滅鋪平了道路?！?/span>

在遵義停留的兩天時間里，我兩次走進遵義會議會址和紀念館，站立在那棟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發生的小洋樓前，靜默端詳，不斷沉思：近代史上一直飽受內患外辱的中華民族何其幸運有了一個毛澤東，而遵義會議又何其幸運地選擇了毛澤東。

遵義會議是在中央紅軍面臨極其危急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獨立自主地徹底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的統治，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實現了長征初期戰略轉移的歷史使命。

遵義會議過后，全黨將關乎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軍事大權托付給了毛澤東，是啊，在黨和紅軍已經陷入極其危厄的嚴峻形勢下，還有什么事件會比遵義會議更具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呢？

告別遵義來到土城，我佇立在水流急促水色泛紅的赤水河畔，心情格外激動，一塊巨石上刻著土城渡口4個醒目的大字，順著石階朝岸邊走下去就是當年中央紅軍一渡赤水的渡口。84年前的隆冬時節，土城古鎮，赤水河畔，重新走向黨和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指揮紅軍演繹了一場中國革命戰爭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光輝戰例，這就是名震天下的“四渡赤水”，從此中央紅軍開始迎來了長征以來由被動轉為主動、從失敗走向勝利的新局面。

土城，位于貴州習水縣，赤水河古鹽道上，系古時“川鹽入黔”的重要碼頭和集散地，有著2000多年的歷史，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如今古香古色的街巷兩邊，店鋪林立，商賈云集，沿街房屋呈現著別有韻致的西南建筑格調，洋溢著歲月悠悠的古老氣息，典雅而純樸、繁華而熱鬧。土城，以水陸交通便利而富庶，以紅軍土城戰役和四渡赤水而揚名?，F存有青杠坡戰斗遺址、四渡赤水戰斗遺址等。

遵義會議之后，蔣介石調集了40萬大軍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地域實施進逼包圍，只有3萬多兵力的中央紅軍面對國民黨軍如此懸殊的軍事力量，再加之武器裝備簡陋、物資補給匱乏，與敵硬拼必然吃虧。為了擺脫危局，中央決定撤出遵義，北渡長江，前出川南，與活動在川、陜一帶的紅四方面軍會合。

1935年1月26日，遵義會議召開后的第九天，軍委縱隊到達了土城一帶。這時，川軍兩個旅已先于紅軍到達赤水鎮，在此阻止紅軍北上。而緊跟尾追紅軍的川軍另一部也已進至土城以東地區。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察看地形，決定在土城以東青杠坡圍殲尾追的川軍。

28日拂曉，戰斗打響。本來認為是一場穩操勝券的戰斗，然而由于敵情偵察有誤，川軍遠沒有預先估計的少且作戰兇狠，戰斗陷入僵局。這時敵人援兵也已從各路蜂擁而來，如果繼續戰斗下去，對紅軍而言已不占優勢。在此緊急時刻，提議打的毛澤東又果斷提出了撤，由此拉開了四渡赤水的精彩戰幕。

在歷時3個多月的四渡赤水戰役中，紅軍實行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方針，大規模、大范圍縱橫馳騁于川、黔、滇邊界廣大地區，迂回穿插于敵人數十萬重兵之間，不斷調動和迷惑敵人，巧妙地與敵斗智斗勇，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正確處理“打”與“走”的關系，積極尋求戰機，集中兵力，有效殲滅敵人，從而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粉碎了敵人妄圖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界的計劃，勝利實現了巧渡金沙江、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的戰略意圖。

四渡赤水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兩軍最高統帥在軍事指揮能力上的一次最直接的較量，毛澤東以博大精深的戰爭指導藝術，導演了一場有聲有色、嘆為觀止的戰爭活?。郝晼|擊西，示南向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則走，奇謀迭出，妙招不盡，始終牢牢掌握著戰場的主動權。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沒有辜負歷史的選擇。時勢造英雄，危急關頭，毛澤東力挽狂瀾，與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袖一道將紅軍帶出了險境，四渡赤水成就了他平生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筆”。

巧渡金沙江的發生地位于云南祿勸縣的皎平渡，當年的皎平渡只有幾戶漁家，山高路險，偏僻荒涼，江面寬闊、水深流急的金沙江就橫臥在深山峽谷中的皎平渡村邊上。

出昆明，到祿勸，再奔皎平渡，我在茫茫無際的崇山峻嶺艱難地穿行了整整一天，暮色蒼茫中終于趕到了令我神往的金沙江畔。云貴高原的壯美和險峻，在奔向皎平渡的崎嶇山路上讓我折服的同時也深深嘆息。

四渡赤水之后，又乘勝強行突破烏江，紅軍暫時沖出了國民黨軍的合圍圈。此時，毛澤東指出，要實現渡江北上的戰略目標，關鍵在于能否調出滇軍，調出滇軍就是勝利。毛澤東采取聲東擊西的戰術，以一部兵力向甕安、黃平方向佯攻，作出東進湖南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態勢，主力前鋒則直逼貴陽。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驚恐萬狀，急令滇軍入黔馳援貴陽，這正是紅軍希望看到的局面，因為調動了滇軍，云南境內敵軍實力必然減少，這樣就為渡過金沙江北上四川創造了戰機。

以紅軍的實力在當時的條件下怎么能攻下大城市呢，但是蔣介石又怎么能看透毛澤東的調虎離山計。一心保命的蔣介石只顧著如何保住貴陽，豈不知紅軍對著貴陽只是虛晃一槍后，主力部隊已迅速南下進入了云南。中央紅軍突然掉頭西進云南，作出攻打昆明之勢，“云南王”龍云驚恐萬狀，火速從金沙江防線撤回兵力以解昆明之危，金沙江沿岸江防頓時出現了空虛，中共中央期待已久的渡江北上的時機終于出現了。

紅軍主力兵分三路，以每日120里的急行軍迅速直插金沙江邊的皎平、龍街和洪門渡口。由于龍街和洪門渡口不具備渡江條件，主力部隊全部集結于皎平渡渡江。1935年的5月3日至9日，金沙江南岸，江水滔滔、軍號聲聲、馬嘶陣陣、漿櫓嘩嘩，7條破舊的小木船不知在湍急水深、浪高兇險的江水中往返了多少趟，整整七天七夜，37名當地船工歇人不歇船，硬是將3萬多紅軍全部送過了金沙江北岸。

金沙江，處于長江上游，古稱黑水，又稱繩水，漢書稱淹水，三國諸葛亮南征稱瀘水，因江中盛產沙金，故名金沙江。金沙江江流湍急，奇峰夾岸，航運困難。渡口兩邊，懸崖峭壁，崇山峻嶺，是云南與四川往來的主要渡口之一，現已建成的皎平渡大橋，是川滇間的重要通道。皎平渡，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因紅軍的到來而聞名天下，從此載入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長河中。

巧渡金沙江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戰略意圖是走，而在“打”與“走”的過程中，有效調動迷惑敵軍的同時抓住寶貴時機渡江則是取勝的重要條件。巧渡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終于沖出了重圍，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開啟了戰略轉移不斷走向勝利的新征程，為四渡赤水劃上了圓滿的句號。一個巧字，彰顯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大智慧，也展現了紅軍將士萬眾一心勇往直前的無比神勇。然而在成功的背后是這支打不垮的人民軍隊所付出的常人不可想象的艱難困苦。我之所以折服的同時也深深嘆息，其緣由自出于此。

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懸崖，那峭壁望不到頂，那懸崖看不見底，一條曲折蜿蜒的連會車都很困難的簡易山路就是通往皎平渡的唯一通道。已經過去了80多年的漫長歲月，這里的自然面貌并沒有多大的改觀。從祿勸到皎平渡，300里崎嶇山路，我乘坐的一輛破舊的中巴車搖搖晃晃，就像一條笨拙的青蟲在大山里蹣跚蠕動，好像怎也走不出寂寥險峻、神秘莫測的深山峽谷。時常會看見窄仄的山路邊上堆著大塊大塊的山石，石頭上還帶著新鮮潮濕的泥土，不用說，肯定不久前剛從山上落下來的，可是，你根本不知道這要命的巖石什么時候又會突然砸下來。險，原來就是這般簡單，既無法把控，又無法排除。一天下來，渾身早已散了架似的，昏昏欲睡，疲憊不堪。我這還是沒走一步路呀，我這還是有吃有喝呀，我這還是沒有任何的外在壓力呀。如果不是親臨其境，怎能體會到當年紅軍隊伍是憑著怎樣強大的意志力翻山越嶺走到了金沙江畔呀！

皎平渡，中央紅軍書寫傳奇的地方，當年的小村莊現在已是一個繁華熱鬧的小鎮。枕著金沙江的波濤，我在皎平鎮度過了難忘的一夜。第二天清晨當我乘車駛過雄偉的皎平渡大橋進入了四川境內，再一次深情地望一眼波濤洶涌、奔騰不息的金沙江，兩岸，萬仞千山，直沖云霄；橋下，江水雄渾，滔滔東流，連綿山脈籠罩在燦爛的朝陽中，裊裊云霧漂浮在山澗，朵朵浪花擊打著崖石，晨曦里的金沙江壯觀而又秀麗。

中央紅軍渡過了天然屏障金沙江，將國民黨幾十萬重兵甩在了身后，全軍上下都充滿了一種久違的輕松和喜悅。“金沙水拍云崖暖”，凝視著像一條巨龍般奔騰遠去的金沙江，這一刻，我仿佛才真正讀懂了偉人詩句的豪邁與浪漫。

追思，不應遺忘的歷史細節

在整整一個三伏天里，我有意識的加快著自己的行程，縈繞在腦海里始終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既然是走長征路，就必須抱有不怕吃苦的念頭，要盡最大努力讓自己能夠在紅軍長征經過的著名的地方去看一看，以表達深厚的崇敬之心和感恩之情，盡量體驗紅軍的艱難困苦和那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選擇了28個中央紅軍長征紀念地，然后一路前行，完全按照中央紅軍行軍路線來緬懷追思那段光輝歲月，許多令人感動難以忘懷的細節豐富了我對長征的認識，加深了對紅軍將士崇高精神的理解，也被沿途各族人民在歷經八十多年之后依然對紅軍的真摯情感和懷念深深打動。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離開了自己的根據地之后，江西信豐至安遠一代是國民黨布設的第一道封鎖線，在信豐縣與贛縣交界處掩映在大山深處的一個叫做百石村的小圩場是長征第一仗打響的地方。為了沖破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紅三軍團4師師長洪超，一位年僅25歲的紅軍將領倒在了這里，而洪超長眠的地方也成了長征路上的第一座紅軍墓。

百石村距信豐縣將近60公里，幾經輾轉從縣城來到了百石村，村口旁側不遠，沿著山坡有一條石階通向山頂，山頂的盡頭就是洪超烈士的墓地。百石村委會一位村干部得知我是專程來瞻仰紅軍烈士的，非常熱情，帶著我一邊介紹一邊圍著村莊走到每一處遺址前仔細參觀。百石村村委會建有一個《紅軍長征第一仗資料陳列室》，展示了當年紅軍留下的許多珍貴遺物，我為這些樸實的村干部和當地百姓對紅軍那種真誠的熱愛之情而感動不已。

四川石棉縣安順場，原名紫打地。1863年5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軍抵達安順場，準備北渡大渡河。由于被清軍圍堵，加之石達開受歷史的局限，沒有處理好與當地少數民族的關系，百姓空室清野，土司沿河設防，石達開全軍覆沒，太平軍將士血染大渡河，留下了千古遺恨。安順場，這是一塊令人扼腕嘆息也令人熱血沸騰的神奇土地，時隔72年后的1935年5月，紅軍在此強渡大渡河，取得偉大勝利。 

當蔣介石知道毛澤東走石達開之路時，一是不相信毛澤東熟讀經史，會走這條死路，二是認為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于是調兵遣將布下天羅地網，中央軍在后追，滇軍在南、川軍在西北據險死守，妄想將紅軍聚殲在大渡河南岸。前有大渡河天險，兩側全被敵軍據守，后有重兵追擊，中央紅軍的出路在哪里？

1935年5月初，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繼續北上，為保證渡過大渡河，19日，中革軍委決定成立先遣隊，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任司令員，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任政委，為全軍開辟通路。20日，先遣隊選擇了被世人稱為畏途的崎嶇難行的大涼山彝族聚居區穿行而過。在彝族地區行軍途中，紅軍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彝族習俗，紅軍的真誠與仁義，感動了彝族人民，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彝海結盟，成為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話。23日，先遣隊順利通過彝區，為強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時間。24日，先遣隊抵達大渡河南岸安順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消滅了敵方守軍，搶占了安順場渡口并奪得了河邊僅有的一只木船，然后立即動員組成了渡河奮勇隊。

1935年5月25日，注定成為中國革命史上一個名垂千古的日子。這一天，當晨曦剛剛泛起曙色，由先遣隊紅一軍團1師1團1營營長孫繼先率領17名勇士組成的渡河奮勇隊就在當地老百姓和船工的幫助下，冒著槍林彈雨沖進了波濤洶涌的大渡河，朝著北岸勇猛進擊，成功強渡大渡河，在蔣介石精心布設的大渡河防線上撕開了一個缺口，為全軍渡河創造了條件。

大渡河，長江支流之一，河面寬闊、河道陡險、暗灘密布、水流湍急，河中亂石叢叢、漩渦處處，根本無法架橋。同樣是3萬人左右的隊伍，行軍路線也是由南而北，時間也都在5月，渡江地點完全一樣，面對的都是強于自己的對手，可是，為什么兩支大軍的命運卻截然不同？2019年8月7日這一天，在中央紅軍勝利渡過大渡河已經過去了84年悠悠歲月之后，我也來到了這里。站在“翼王悲劇地，紅軍勝利場”的安順場渡口，望著奔騰洶涌的大渡河，我陷入了久久的深思當中：信仰、目標、核心、團隊、組織、意志、作風、智慧、策略、戰術、軍民……哪一條的擁有或缺失，不都是勝與敗的關鍵因素嗎？

紅軍先頭部隊勝利渡過大渡河后第二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到達了安順場。毛澤東看到渡口只有幾只小木船，幾萬紅軍僅靠此渡河在短時間內絕對不行。渡金沙江是因為紅軍甩掉了國民黨軍多日，時間有保證。而此時，國民黨軍前有堵敵，后有追兵，時間根本不允許。

熟悉中國歷史的毛澤東當然清楚太平天國北渡大渡河的悲劇，毛澤東也清醒地知道，他的對手絕不會放過在大渡河南岸消滅紅軍的機會。面對滔滔河水，他在思考和謀劃，如何與蔣介石進行新的較量。兵分兩路、夾河而上、相互策應，迅速奪取大渡河上游的瀘定橋，全軍從那里奪橋渡河。毛澤東審時度勢，以卓越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看到了生機、抓住了戰機、贏得了先機。

安順場到瀘定橋320華里，沿途皆為高山峻嶺，道路崎嶇，時間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中革軍委于5月26日給擔任奪橋任務的紅一軍團2師4團下達的命令是限3日內趕到瀘定橋，后因得知敵方增援部隊也正在向瀘定橋開進，中革軍委又下達命令要求紅4團提前一天奪取瀘定橋。紅4團是一支具有光榮傳統、戰功顯赫的英雄部隊，其前身為葉挺獨立團，參加了南昌起義，有“鐵軍”之稱，長征中一直擔任全軍的開路先鋒。5月28日接到命令后，紅4團全體指戰員冒著大雨路滑、饑餓無飯的極大困難，以一晝夜二百四十里的速度，在崎嶇陡峭的山路間跑步前進，于29日凌晨按時趕到了瀘定橋，占領了瀘定橋西岸全部陣地，完成了紅軍史上前所未有的強行軍，為飛奪瀘定橋贏得了主動。

瀘定橋兩岸對峙著海撥7500多米的貢嘎山和3400多米的二郎山，橋下的大渡河切山而出，兩岸峭崖壁立，河面驚濤咆哮。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5年），四川巡撫在此修建了大渡河上第一座橋梁，橋建成后，康熙賜名為“瀘定橋”。瀘定橋結構特殊，造型別致，由橋身、橋臺、橋亭三部分構成，長103米，寬3米，橋高距河面十丈余，由13根粗大鐵索構成，其中九根為底墊，二邊四根為扶手，橋頭堡為木質翼形，十分精致，為古代橋梁技術杰作。

1935年5月29日下午，在紅軍指戰員震撼山谷的喊殺聲助威下，由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的突擊隊開始了飛奪瀘定橋的英勇搏擊。現在我們已很難想象在當時紅軍勇士是怎樣在鐵索橋上鋪的木板被敵人拆除的情況下，冒著被橋下湍急咆哮的河水隨時吞沒的危險，頂著密集的子彈，攀著冰冷濕滑的鐵索過橋，消滅了對面橋頭的敵人，奪下了瀘定橋的。然而，一個“飛”字生動展現了紅軍將士驍勇善戰、不懼任何困難的英雄氣概。頂著瓢潑大雨，踩著泥濘山路，一晝夜急行軍240里，這種敢于向人的生理極限挑戰的壯舉怎能不打勝仗呢。如果說強渡大渡河紅軍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那么占領瀘定橋就為全軍越過大渡河提供了勝利的堅實保證。

從18勇士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到紅4團日夜兼程240里；從22勇士奪取瀘定橋，到中央紅軍全部通過瀘定橋，“鐵的意志，血的犧牲”換來了紅軍的最終勝利。紅軍長征的眾多英雄史跡中，尤以飛奪瀘定橋的壯舉舉世馳名，成為了長征路上濃墨重彩的一章。強渡大渡河的勝利，粉碎了蔣介石妄圖把中央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迷夢，是紅軍長征中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勝利之一。 

三天后，紅4團迎來了紅軍領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站在橋面上，洪亮而堅毅的說道：我們的行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不是太平軍，我和朱德也不是石達開第二，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

2019年8月8日，當我站在這座因紅軍飛奪瀘定橋而舉世馳名的橋面上，手撫著那一節又一節冰冷的鐵素時，仿佛耳邊響起了嘹亮的沖鋒號角和震天的槍炮雷鳴。當年戰火硝煙的鏖戰雖然早已消失于歲月的長河，但歷史的教科書永遠都不會合上，“飛奪瀘定橋”注定是銘刻在我們這一代人記憶中永遠的經典。“大渡橋橫鐵索寒”，也許只有此時，我才真正明白了這7個字的深刻含義。

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從瀘定橋跨過了大渡河，蔣介石判斷紅軍只能東進茂縣、松潘地區與四方面軍會合，不可能北上走雪山草地。中央紅軍卻劍走偏鋒，反其道而行之，又一次讓蔣介石誤判。中央紅軍取道天全、蘆山、寶興，走上了長征途中最為艱險和悲壯的一段征程，在紅軍的前方，即將抵達的雪山和草地注定成為鍛造和磨煉一支英勇無畏的隊伍的巨大考驗。地處寶興縣境內的夾金山，是長征中紅軍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山勢險竣，空氣稀薄，終年積雪，氣候無常，主峰海拔4950米，被當地藏族同胞視為“連鳥兒也難以飛過”的神山。

1935年6月11日，紅一軍團2師4團來到了夾金山下的蹺磧藏鄉，舉目四望，只見刺眼的白光籠罩著整座夾金山，高聳的山峰就像用雪堆起來的，透著一種神秘而又虛幻的模樣。第二天清晨，在嘹亮的集合號聲中，紅4團開始向夾金山進發，邁出了中央紅軍翻越大雪山的第一步。雖然正值夏天，但是常年冰封的夾金山卻非常寒冷，仿佛一座巨大的冰窟，給翻越雪山帶來了極大的困難，許多戰士經不住冰雹、風雪、寒冷、饑餓的襲擊而倒在在了雪山上，再也沒能站起來。因為這支隊伍真的是太累了，太疲倦了！一座雖然沒有硝煙彌漫、槍炮轟鳴卻處處危機四伏、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大山，它是那樣可以輕而易舉摧殘人的肉體，奪走人的生命，但是在不懼任何艱難險阻的紅軍面前，也只能低頭讓路。穿越生命禁區，是一種毅力與意志的考驗，更是人格的鑄造和靈魂的錘煉。

過草地是紅軍長征路上走過的一段最為艱難的征程，前后幾路紅軍過草地，約有一萬多指戰員沒有犧牲在與敵戰斗的搏擊中，卻倒在了茫茫無際的草地上。班佑村是中央紅軍走出草地后見到的第一個有人煙的村莊，這處草原鄉野小村落因紅軍走過而被稱為“紅軍長征過草地第一村”。我心懷敬仰，在小金縣做短暫休整后翻過中央紅軍走過的第二座大雪山夢筆山后經馬爾康到黑水、過紅原，再到若爾蓋，一路風塵仆仆終于來到了松潘大草原邊上的班佑村。在班佑村，遇到了一位漢語非常流利的藏族老者，他熱情地給我講起了當年毛主席和紅軍路過班佑村的往事，在與他聊話中得知村子里沒有保留下當年紅軍長征的遺跡，但是這位藏族老人說起毛主席曾在村子里住過時，臉上露出了非常自豪的神色。當他講到一大群紅軍戰士過班佑河時倒下的悲慘時，我看見他的眼眶里蓄滿了淚水，“那個慘啊，眼看著已經走出草地了，卻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他告訴我，離村子不遠處修了一座紀念碑，就是紀念他們的。告別藏族老人時，他握著我的手，又說了一遍，“你一定要去看看紀念碑呀”。

紅軍長征過草地的艱難歷程大部分在若爾蓋縣境內，位于213國道路邊上距若爾蓋縣城十余公里處的“中國工農紅軍班佑烈士紀念碑”，雄偉高聳，碑尖酷似奔牛的犄角，直刺蒼穹。由于海拔高，氣候惡劣，缺吃少衣，再加上傷病，許多紅軍戰士最終未能走出草地。時任紅三軍團4師11團政委的開國上將王平寫有一篇回憶錄，真實記載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往事：“彭德懷軍長對我說，班佑河那邊還有幾百人沒有過來，命令我帶一個營返回去接他們過河。剛過草地再返回幾十里，接應那么多掉隊的人，談何容易。我帶著一個營往回走，大家疲憊得抬不動腿。走到河灘上，我用望遠鏡向河對岸觀察，那河灘上坐著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帶通訊員和偵察員涉水過去看看情況，一看，唉呀！他們靜靜地背靠背坐著，一動不動。我逐個查看，全都沒氣了。我默默地看著這悲壯的場面，淚水奪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們一步一搖地爬出了草地，卻沒能堅持走過班佑河。”

漫漫大草地呀，你可以吞噬人的性命，你卻阻擋不了紅軍勇往直前的腳步，紀念碑基座上鐫刻的“勝利曙光”四個大字，深刻而富有哲理地展示了當年紅軍將士不畏艱險、不怕犧牲、團結一致、視死如歸，以驚人的毅力克服種種困難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爬雪山、過草地，今天已成為人們體驗長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80多年前紅軍的雪山草地之行，卻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悲壯的死亡行軍。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一個重要歷程碑，正是在長征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思想路線和軍事路線的轉變，逐漸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戰爭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了成熟。實現這些重要轉變、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標志，就是長征途中召開的一系列的重要會議。

在緊張疾進的行軍路上和與敵激戰的間歇期間，中共中央召開的一系列重要會議，時時都在書寫著中國革命的鴻篇巨制，指引著紅軍的歷史走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胸懷信仰，堅持真理，善于總結教訓，不斷糾正錯誤，取得了長征的最后勝利，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

長征途中的中央主要會議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從通道會議開始，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直至會理會議為第一個階段。在這期間共召開了大約10次會議，這些會議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最終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地位。從兩河口會議到俄界會議為第二個階段，共召開了7次會議，這些會議主要是不斷地統一紅軍會師后的戰略行動方針，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展開斗爭。從哈達鋪會議開始直到抵達陜北所召開的6次會議，為中央紅軍開辟陜甘蘇區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戰略部署。

在甘肅宕昌縣哈達鋪，我深為中央紅軍經過千辛萬苦終于走出了長征最艱苦最危險的征程迎來光明的前景而由衷自豪，這一刻，我仿佛也成了紅軍隊伍里的一員，渾身充滿了說不盡的歡快和愉悅。長期在渺無人煙、環境險惡的荒山野嶺艱難跋涉的中央紅軍于1935年9月17日攻克了國民黨軍重兵扼守的天險臘子口，臘子口戰役的勝利，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少見的硬仗之一，也是長征進入甘肅境內最關鍵的一仗。臘子口戰役的勝利，突破了長征途中的最后一道關口，打通了中央紅軍繼續北上的唯一通道。

過了臘子口，中央紅軍于9月20日來到了地域開闊、交通便利、人口稠密、集市繁華的哈達鋪，在這里紅軍得到了困頓之極后的充分休整，當地群眾積極支援紅軍，紅軍急需的大量物資和糧食得到了補充，青年們踴躍報名參軍，兵員得到了充實。哈達鋪百姓雖然多為回民，大都信奉伊斯蘭教，但是紅軍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語言交流沒有障礙，軍民關系非常融洽，全軍上下精神振奮，士氣高昂。尤其有意思的是當地婦女看見女紅軍個個精神抖擻，頭戴軍帽，腿打繃帶，腰間別著手槍，她們既羨慕又懷疑她們是不是女的，就拉著女紅軍到家里，要摸她們的胸脯，跟著她們去茅房，搞清楚后就親熱的非讓女紅軍住在家里，那是多么溫馨融洽的場面呀。

而為了尋找紅軍長征落腳點一直苦苦思索謀劃的毛澤東來到哈達鋪“義和昌”藥鋪住所時，并沒有先進屋，他發現對面有一家郵政代辦所。嗜書如命、重視調查研究的毛澤東喜出望外，他大步跨進了郵政代辦所，當看到里面有國民黨辦的許多報紙，就仔細的翻看起來，一邊看一邊把有用的放到一起，然后將這些報紙帶回了住所，其中有一份天津的《大公報》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在哈達鋪，中央紅軍第一次在國民黨“剿匪”的新聞報道中得到了陜北有紅軍和根據地的消息。1935年9月22日，在張聞天主持下，在“義和昌”藥鋪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商議改變俄界會議關于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爭取紅軍落腳陜北。這是中央紅軍自1934年10月離開瑞金開始長征以來，第一次提出明確具體的最終目的地。

一路圍追堵截企圖致紅軍于死地的國民黨哪里會想到，正是他們的報紙幫了共產黨一個大忙，中共中央在漫漫長征路上多次開辟新的根據地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的戰略設想在哈達鋪找到了最終的方向，一直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央紅軍迎來了光明的前景。

中央紅軍在哈達鋪經過充分休整后繼續北上，于1935年9月27日來到了通渭縣榜羅鎮，在這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又看到了許多報紙，進一步了解了陜甘根據地的情況，印證了在哈達鋪獲取的報紙消息的可靠性。28日，在榜羅鎮一所小學的校長室里，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作出了把長征落腳點放在陜北的重大決策。

落腳，陜北黃土地鑄就了黨和紅軍的輝煌

1935年10月19日，在告別了瑞金374天之后，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踏上了陜北黃土地上一個毫不起眼的地方吳起鎮，至此，歷時一年有余，跨越11個省，行程2.5萬里的長征終于找到了落腳點，勝利完成了歷史性的戰略轉移，結束了長征。

吳起鎮地處陜北根據地北大門，黃土高原腹地，山大溝深、墚峁縱橫、道路崎嶇、交通不便，正是這種艱難不便的自然環境，成了國民黨軍唯一沒有沖擊到的地方，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使得陜北紅軍和根據地得到了生存，也給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到來提供了條件。吳起鎮從此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而彪炳史冊。

雖然中央紅軍在吳起鎮只停留了短短的13天時間，可是正是在吳起鎮的13天，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十三年，并從延安出發，徹底打敗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腐朽沒落反動集團的統治，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多少英雄事，驚嘆山水間！一部波瀾壯闊的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氣貫長河的革命斗爭史。2019年8月18日，我登上吳起鎮勝利山，仰望著雄偉高聳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紀念碑，回憶著我走長征路一路下來追尋中央紅軍前進的足跡，在那些曾經演繹過氣吞山河壯麗史詩和一幕幕歷史大戲的長征紀念地所銘刻在心中的見聞與感受，體驗著自己一生從未有過的一次非常有意義的生命歷練過程，仿佛歷史的歲月從未遠去，它就在我們的身邊：

湘江之戰的悲壯；通道轉兵的曙光；遵義會議的光芒；婁山關上的戰旗；突破烏江的考驗；茍壩會議的爭論；四渡赤水的謀略；巧渡金沙江的喜悅；強渡大渡河的英勇；飛奪瀘定橋的壯舉；翻越大雪山的艱難；穿越大草原的慘烈；沖破臘子口的激戰……所有這些過去只是從書本上，在電視中耳熟能詳的那一個個穿透了歷史歲月的紅色經典，如今被我一一親身經歷。

回望歷史的烽煙，我從紀念碑、紀念館、文獻、遺物中尋到了他們，鮮活的形象一次次浮現眼前。我在烈士墓前、在革命遺址前、在陳列展窗前看到了他們，驚心動魄、蕩氣回腸。每每緬懷仰望閱讀深思那些為了革命理想前仆后繼、奮不顧身、英勇獻身的先輩們，心中涌動的是崇敬和感恩，是心靈的凈化和感悟，精神世界的升華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最有意義的熏陶和啟迪。

中央紅軍在長征路上一共走了374天，整個長征途中，只休整了44天，平均走182公里才休整一天，行軍速度保持在平均每日70華里。翻越了18座大山，其中有5座終年積雪，跨過了20多條江河，跨越了11個省，占領過60多座城市，有100多天在和國民黨軍進行激烈戰斗。突破了湘江、赤水、烏江、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臘子口等多道天然屏障。紅軍隊伍中，戰士平均17歲，營團干部平均20歲，犧牲營以上干部430余人，殲滅擊潰敵軍百余團，20余萬人。從江西瑞金出發時8萬多人，最終到達陜西吳起鎮只剩下不到7千人。這是一組令人心酸落淚的數字，也是令人無比敬畏的數字，這就是中央紅軍的英雄壯舉，也是他們創造的人間奇跡，更是一群風華正茂的年輕人的詩與遠方。

長征行，我仿佛同紅軍一起，走進了80多年前的時光隧道，跨越萬水千山，闖過無數險關。在我的耳旁，不時地響起紅軍將士沖鋒陷陣的吶喊聲，不斷浮現著紅軍將士邁著堅定的步子，沖鋒陷陣、英勇搏殺的場景。

一如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到的：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徹著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在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

從而就能完全想象得到，一支鐮刀斧頭的旗幟引領著的隊伍在經歷了一路征戰、九死一生之后來到了吳起鎮，該是多么的激動和感慨，終于沖出了國民黨軍的追擊和包圍了，終于不用每天總是東奔西走沒有著落了，是陜北這片淳樸厚重的黃土地敞開了她的胸襟，將顛沛流離的紅軍迎進了溫暖的家。

吳起，吾起。飽受苦難的中國共產黨和其率領的人民軍隊必定將在這片土地上恢復生機，再續新篇，書寫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輝煌！

長征精神是召喚我退休后走長征路的動力所在，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讓我深深體會到，為什么那么多普通百姓熱衷于重走長征路，理想的力量、信仰的感召、精神的高貴，正是召喚著人們紛至沓來持續不衰的魅力所在呀！

我們這一代人從年輕時或者說我們在接受共和國的歷史教育和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史的教育的過程中，長征是一個非常醒目的符號，也是令人崇敬的一段歷程。可以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有著濃郁而深厚的長征情結，對于在共和國成立初期出生的50后來說，戰火的硝煙已經漸漸消散，嶄新的共和國進入了和平建設年代，我們伴隨著共和國一起成長，雖然沒有革命先輩那樣的艱難經歷，但是對革命先輩所創造的英雄壯舉卻始終銘刻在心并心向往之。沿著紅軍先輩的足跡走一次長征路是我心中一種揮之不去的心愿，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過去了85年之后的2019年，我終于實現了從兒時一直綿延至今的這個心愿，一口氣全程走過了中央紅軍長征路，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走過長征路的人。

因為傾慕，所以向往；因為崇拜，所以向往。長征是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國革命最艱難的那段歷史中走下來的，歷史深處的那樣一種艱苦卓絕，人類罕見的那樣一種極限挑戰，只有英勇的紅軍才能做到。2019年7月17日這天，我從江西紅色故都瑞金啟程，一路走來，領略了閩湘粵桂的秀麗、云貴高原的壯美、天府之國的峻險、甘肅的逶迤、寧夏的神奇、陜西革命圣地延安的莊嚴。當年紅軍走過的地方是中華大地最為險峻也最為壯觀的縮影。一路走來，不同的地質構造；不同的自然風光；不同的文化歷史；不同的風土人情，祖國大好河山盡收眼底。盡管許多時間里是坐在車上用眼睛去感受許多地方依然近乎于原始狀態的地貌景觀，那也是一種非常美妙非常開心的享受。一路行走，一路思考，雖然身體時時經歷著奔波的疲憊勞頓，但卻得到了精神世界的極大富足。

長征行，也是挑戰意志毅力征服身體承受力的一次行走，旅行的最高層次一定是心靈之旅，一路沿著中央紅軍的足跡前行，我特別珍惜長征路給我提供了如此之美好多彩的一次仰望人間精神高地的機會。我不敢懈怠，我沒有理由喊累，我翻山越嶺，我堅定向前，我不斷以紅軍戰士的英勇精神激勵自己，努力克服著或高溫或寒冷對身體帶來的考驗，我也時時在內心與單槍匹馬行走而自然生發的孤單與寂寥做著抗爭。每來到一個長征紀念地，我都會歡欣鼓舞，非常興奮，這時，一路的奔波和疲憊就會一掃而光，我又積聚了新的動力和信心。一路走來，我始終保持了良好的心態和飽滿的狀態，一刻都未曾退縮、回頭。

瑞金、遵義、延安是中央紅軍長征路上的三大重要節點。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紅色故都瑞金，我領略了一代人英雄史詩的崇高事業和人生意義。在瑞金沙洲壩紅色旅游景區內，我在聞名海內外的“紅井”前，在毛澤東同志舊居前，在二十多個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舊址等重要景點前，試圖去走進一位偉人不同凡響的精神之地，去感受這座“共和國搖籃”的無窮魅力。瑞金，是毛澤東一手打下的中央蘇區根據地，也是毛澤東的傷心地，在瑞金中央蘇區，他擔任的各種領導職務一個個被先后撤銷，最終被排擠出了黨和紅軍的領導集體之外。然而瑞金也是磨礪毛澤東的試金石，我想如果在瑞金時期，毛澤東沒有受到那樣大的委屈，也許就不會成為后來那樣的令全黨信服的領袖，當然這只是假設，歷史早已做出了回答。

在被譽為“轉折之城、會議之都”的遵義，我為毛澤東的胸襟和智慧終于贏得了一群理想執著、信仰堅定的共產黨人的心而感慨不已。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遵義會議的召開，開啟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新征程，可以說，中國革命前進的航船是從遵義開始才真正駛入了一條正確的航向的，掌舵人就是重新崛起的毛澤東。遵義，一座位于貴州北部的山城，然而這座偏僻的城市卻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百姓大眾從全國各地來到這里，遵義會議舊址一年到頭從不閉館，也就展現了365天天天人潮如流的壯觀景象。人還是那些人，槍還是那些槍，毛澤東指揮就能打勝仗，換了人就打敗仗。如果沒有丟失中央蘇區和長征路上的慘敗，我們黨在選擇毛澤東作為最高領導人時就沒有如此統一的意志，這就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革命從遵義再出發，從逆境中走向了勝利。

在長征落腳點革命圣地延安，我徜徉在棗園、楊家嶺、延水河畔、寶塔山下，我走進延安革命紀念館、走過延安城每一條浸染著光輝歲月的大街小巷，為共產黨人取得的輝煌而無比自豪。當年的陜北黃土高坡，生存環境如此之貧瘠，生活條件如此之貧困，然而陜北的天是那樣的藍，延安的土地是那般的富有活力，一群共產黨人在破舊的窯洞里用革命的理想和樸素的真理描繪出了新中國的藍圖。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十三年，毛澤東思想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黨的七大上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地位。在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延安是一個永恒的精神坐標，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十三年，以堅定的理想信仰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湘江戰役、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過雪山草地是中央紅軍長征路上的四大紅色經典。一是最慘烈的湘江之戰。五天五夜，紅軍將士以命相拼，血灑湘江，以每天傷亡近萬人的代價沖破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布設的封鎖線，最終渡過了湘江，憑著勇敢和忠誠，保住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雖是如此慘烈，卻唱響了一曲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贊歌。二是最精彩的四渡赤水戰役。在處于國民黨幾十萬重兵的圍追堵截下，只有三萬余人的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指揮下，在3個多月的時間里，采取高度機動的作戰策略，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徹底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界的妄想。三是最驚險的強渡大渡河戰斗。大渡河號稱天塹，太平天國石達開在此折戟兵敗，留下千古遺恨。中央紅軍如果渡不過去，也必定會全軍覆滅。可是紅軍領袖毛澤東、朱德不是石達開，紅軍也不是太平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紅軍勇士用意志和驍勇書寫了人間傳奇，打破了蔣介石企圖“讓朱毛成為石達開第二”的迷夢。四是最艱難的過雪山草地?！把┥降皖^迎遠客，草毯泥氈扎營盤”，紅軍面對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以血肉之軀挑戰人類生理極限，勝利翻越了座座大雪山，穿越了茫茫大草原，譜寫了紅軍將士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堅強豪邁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長征，是對中國革命和紅軍的最大考驗，長征，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位偉人及其關系的最大考驗。每當遇到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他們總會克服種種困難，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默契配合，選擇出最好的方案和策略，一次又一次把紅軍隊伍拉出了險境，將革命航船駛出了低谷。

長征，是一次金戈鐵馬的萬里征程，面對追兵阻敵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以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為天下勞苦大眾求解放的無限忠誠，率領紅軍歷經千難萬險、九死一生，以百折不撓、前仆后繼、勇往直前、所向無敵的頑強意志最終戰勝了表面看似強大卻日漸失去民心的國民黨腐朽政權。長征是一次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壯舉，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長河中真理與錯誤交鋒的激烈斗爭過程。長征，不僅翻越了一座座高聳云天的大山，更翻越了黨內錯誤思想障礙的“高山”。

長征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漫長行軍，也是人類精神和意志的浩然遠征；長征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英雄史詩，也是黨和人民軍隊創造的輝煌業績，在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留下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長征鑄造了偉大的長征精神，一支食不果腹、住無定所、死神相伴的隊伍，經歷著無所畏懼的艱辛，始終高舉著鮮紅的軍旗雄邁激昂，堅定前行，走出了共產黨人的崇高和忠誠、英勇和卓越。那群人的路，是印刻在中國大地上的一道最壯美的風景線；那群人的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優秀兒女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不朽篇章。

1935年10月25日這天上午，毛澤東在吳起鎮一個叫果樹園子的地方，面對中央紅軍全體團級以上干部，用他那極富感召力的湖南話鏗鏘有力的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每人兩只腳，長驅二萬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和它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是因為有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的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篇大道理？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的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span>

歷經80多年的歲月淘瀝，長征精神已經融化在中華民族五千年優秀文化長河的血液中，鐫刻在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砥礪奮進的精神骨髓里，成為了人類戰勝邪惡所表現出的撼天動地的英雄氣概和高尚品質。長征雖然已經漸行漸遠，當今社會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長征精神留存在歲月時光里的那種崇高與偉大，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保證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不親身走一回長征路，就不知道長征有多苦、多難、多險，就不能切實領悟到意志、信念、神圣這些高貴的詞匯，也詮釋不盡那群人的崇高精神境界。長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彪炳千秋的偉大轉折點；長征，是一群心懷天下、矢志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優秀兒女為了改變中華民族受欺辱受壓迫的命運而進行的涅槃重生；長征，鍛造了共產黨人堅忍不拔的精神意志和不畏任何艱難險阻的革命英雄主義；長征，為結束中國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治，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解放道路；長征，給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無價的精神財富，也留下了永恒的回憶與懷念。

一生之中無論以什么方式走一回長征路都將是一次終生難忘的經歷。只有親身經歷，才能真正領悟長征的真諦。今天，“初心”這兩個字正在被人們不斷地提起，為什么要講“初心”？什么是“初心”？也許，去走一次革命先輩曾走過的路，就找到了答案的線索；也許，什么時候也不能忘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拋頭顱灑熱血的那群人，就得到了答案的本源。這，就是我的初心！

永遠的長征，永恒的豐碑。以此紀念我的長征之行！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