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廣廈千萬間
18平方的一間屋子,兩張辦公桌三把椅子,靠窗處擺一個木架,上面放了臉盆、毛巾和一片肥皂,這便是一個地質隊子弟學校校長和書記的辦公室。
1982年7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到河南地礦局地調一隊子弟學校。因為單位宿舍不夠用,就把兩個新教師安排進校長辦公室。于是從隊上領到四個簡易條凳,兩塊三尺寬的床板,我倆在屋子兩角一支,兩紙箱書和雜物往床板下一塞,就安家了。這樣我倆白天上課,領導辦公;晚上領導回家,我倆寢辦合一,改作業并且住宿。那一年我26歲,黑瘦老相,偶爾有些生人,常把我當做年輕的領導畢恭畢敬,弄得我尷尬莫名。
參加工作兩年,要告別單身生涯,沒法再與領導“合署辦公”了,學校便把一個教室隔為三間,分出16平方給作為我的新房。我和妻子歡天喜地,載歌載舞,金窩銀窩俺不稀罕,有個自己的小窩真的就心滿意足了。然而好景不長,婚后一載,女兒急不可耐地來到世界,屋子開始顯得狹窄,開始有了哭鬧、有了唇槍舌戰、有了萬國旗飄揚、有了鍋碗瓢盆交響曲、有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雞零狗碎……
忙忙碌碌的日子,不知不覺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謝天謝地,已中級職稱三年的我,在地質隊終于有了住樓資格。喬遷新居,一室一廳,三口之家,總算搬進一個13.5平方的舊樓:一套老家具、一張大床、一個書柜和沙發,無論怎樣優化組合,還是霸占了蝸居面積的五分之四。那時女兒五歲半,睡覺按分配不準超床寬45公分,但一入夢,她就開始侵略我和妻子的地盤。冬天好湊乎,三人唇齒相依共御寒冷,倒也團結友愛和平共處。夏天則不然,一對半火爐身,誰也怕挨誰。妻身體不好,不敢打地鋪,那么一家之長的我就得與床忍痛割愛。我患風濕性肩周炎,睡水泥地背疼,只好委屈了七尺之軀,每日練蝦功蜷縮在沙發上過夜。妻心難受,就牢騷滿腹,我倒能豁達處世:“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蝸居雖小,有仙則靈。一可修身養性,專治急腳風癥;二利感情融洽,比如夫婦白天干架,晚間照睡一床,如屋多了各自為政,天長日久豈不生分?”妻聞言撇嘴,笑我是苦中作樂的阿Q。
苦中作樂也好,精神勝利也罷,反正比先前好多了。想當年我剛到學校報到時,宿舍與領導辦公室聯姻,白天八小時之內不便回屋,如遇夜里領導加班,還得乖乖地外面呆著哪!然而光陰似箭,蝸居狹小的矛盾日益突出。先是女兒上學,需要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繼家里陸續添置的飯桌、洗衣機和冰箱,又無疑形成一群吞食地盤的饕餮。按理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應該照顧調個大點的房子。可單位是知識分子密集型的地質隊,老百姓說工程師一毛錢買十一個,一分不值呀!雖說這一套小樓房住得窩窩憋憋,卻不必怕刮風下雨跑職工食堂打飯,不必怕掛外的衣服被拾破爛的順手牽羊,不必一日三餐等在公用水龍頭下排隊洗刷,不必臨解手前10分鐘就急匆匆奔公共廁所……總之,這一切“不必”時時勉勵著我,知足者常樂!
星移斗轉,風卷云舒。1994年,我終于住進了兩室一廳的新樓房。四年后國家實行住房制度改革,我在洛陽交了5萬多元,買下了原單位一套70平方的兩室一廳。2009年我工作調動到省局,就一直攢錢在鄭州買房。攢到2013年,終于交齊60萬購房款,接著又花去20萬裝修和買家具費,于退休前兩年的2014年底,搬進了這套安裝有電梯的高層住宅樓。整套房143平米,三室兩廳兩衛,是我以前連做夢都沒敢想到的。
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出身農村,1978年考學時還是住在鄉下的土窯。參加工作后,我先在學校“寢辦合一”住集體宿舍;繼之住單位分房,從平房到樓房,從一間到一套,從一室一廳到兩室一廳;再從住公房到自己憑工資買房,從兩室一廳到三室兩廳,一輩子吃苦了,奮斗了,也收獲了,自豪了!眼下的人,一說起那些貪官污吏、大款土豪和戲子明星們,便是存款多少多少億,別墅多少多少套,可我總是淡然一笑,安然處之。——因為在中國,似我這等渴望獨善其身、還想兼濟天下的小知識分子的靈魂深處,總還深深扎根著唐代杜老夫子《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里那句千古絕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