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村莊,我每個村呆的都是八年。我對故鄉的記憶和夢境,兩個村莊經常是重疊的,有時我分不清自己說的是那個村莊。它們在我的內心中,被我無數次喚醒。在我的腦海中,無數次出現在我的眼前。
兩個村莊,一個是東姚村,一個是程樊村。它們有著何等的相似,讓我幾乎分不清我談的是那個村莊。兩個村莊全是東西向的,而且全是三個池塘。全是村西、中、東分布,就這一點兩個村完全可以扣合在一起的。兩個村我都定居在村子的東頭(程樊村在村中呆過前兩三年),也是何其相同的位置。
只是東姚村內有兩眼水井,而程樊村僅有一口水井在村子的南邊。東姚村主要是兩個姓樊和薛,但樊姓占主導地位,薛姓為次要地位。而程樊村也主要是兩大姓武和謝,但兩個姓各占半壁江山。從大的地理位置上講,東姚處在峨嵋臺地的東南角,而程樊村卻位于峨嵋臺地的西北角,但它們全處在運城盆地之中,峨嵋臺地之上。
我在東姚村生活的時間,是我的少年時代(讀書階段是幼兒、小學),這段時間是我記憶相對貧乏的時代,所以許多事記憶很模糊。而在程樊村生活的時間是我的中學時代(包括初中和高中),雖然在這段時間我在程樊村所在的鎮子上讀書,但村莊所有我經歷的事我全部記憶尤深。
就是因為我,把兩個村莊拉的如此之近。我是在一個下午從東到西穿過東姚村,小心地邁著步子,生怕驚動全村的人,和行走的一條狗和一只雞。我不敢抬頭看一眼傍邊的樹和房子,那寄托了我八年的情感,只有盯著路,悄悄穿過村子而去。繼續向西四十里路,我來到了程樊村,已經是晚上了,村里的一切我感到無比陌生,一大群當時陌生現在熟悉的人。當然,從東姚村走出,我還是在晉城度過兩年的時光,才步履艱難地邁進程樊村。
那個離開東姚村的下午,村上同學們每人給我送了一個紀念品。離開教室,我開始在村口的墻角抹淚。身后的這個村莊,我將離開你了嗎?它安靜地呆在那里,墻頭的野草在風中飄動著,展現著瘦小的身軀,似乎對我的離去也沒有挽留。我希望帶走它漂浮在空中一顆野草的種籽,帶到我即將定居的村莊。就在三年前,我作為死去的叔叔過繼人幫他進行了“陰婚”,我從鄰村黃家莊帶回了死去叔叔的“老婆”我所謂的“嬸嬸”。就在兩年多前,我從村口迎來已經在醫院死去的父親,當時二弟還小,僅僅兩歲吧,我們全家人哭喊著,送別了父親,也迎來了我在東姚村最后的兩年。那年我十一歲。我們的哭聲僅僅引起一些老年人陪著流淚,而母親和我的命運繼續顛沛流離。我還是不想離開東姚村,我應該是這個村一個合法的村民啊,應該在這里渡過自己的一生啊,我就這樣無可奈何地離開了。
母親的再嫁,我們一家人搬離了東姚村。從此我的一個名字就漸漸被人淡忘了,只有在東姚村的同學和老師或者鄰居能喊得出來。許多人逐漸把它遺忘在東姚村的塵土中了。
再經過兩年的跋涉,有馬車的搖晃,和公共汽車的長途顛簸。我們來到了程樊村。一樣的黃土地,一樣的鄉情,讓我仿佛置身在東姚村。在這兩年間,我還回去過東姚村,住在美生家和我干哥普寧家,也算是我沒有從心里刪除東姚莊。
我就這樣,從東姚村走進了程樊村,走進了一個新的環境。現在,我對程樊村的人和事,記憶最為明朗,最為清晰。那是我記憶最好的時段,我青春的夢想從這里開始起飛,奔向波浪洶涌的大海,奔走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晚上來到程樊村,一切都看不清,什么奶奶和叔叔,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鄰居家的孩子,比我大幾歲一個叫“忠爭”哥哥。張福成叔叔我已經在晉城認識了,但讓我記住他的還是他拆開我轉校的團員檔案袋,弄得學校不承認我這個團員,還要追問誰拆開了檔案袋。我由于不愿再回晉城那邊去麻煩了,只有重新入團。要知道,我可是晉城那個學校那一屆第一個團員啊!我辛苦的付出也就由我這個叔叔付之一炬了。
我就在這種相對陌生的環境開始了自己程樊村的新生活。武忠爭成了我進入程樊村生活的領路人,給我在寒冷的季節端來一杯熱水。我雖然隨后在北楊村繼續開始自己的學習生活,但畢竟他帶著我最先走在程樊村的巷子里。隨后我在學校認識了程樊村的許多朋友,比如謝小平、武國軍、謝剛民、武國斌、紅群等,再過了一年我認識了志宏,我記憶最為深刻的程樊村同學。記得從那時開始,我就經常去他家。只是我一直繼續學習,后來又來到了成都,于是我們之間似乎有了一些隔膜。但我參與了他院墻的夯筑和建房,足以見證我們的情誼。在孫吉鎮讀高中的時候,我又認識程樊村的謝宇宏、武國平、武紅斌等。雖然期間還有多位這個村的女同學,但由于不說話,也就印象不深了。
還是先說說“忠爭”吧,他是我門挨門的鄰居,而且兩家的房子共用一堵墻。我剛回到村上,還幫他家鏺麥,在他家吃飯,倒也安慰了我寂寞的心。武忠爭對我很熱情,只要我在村上時不時找我玩,陪我說說話,我們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今年春節回家,我還去他家坐了會。他父親九十多歲了,他還有一對兒女,女兒在運城上班,兒子和我女兒一樣大小,妻子眼睛不好,所有全由他來照顧,壓力很大。再補充說下我讀高中時認識的武紅斌吧,自從我們認識后他對我的關心很多,就是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他伸出友愛的手幫助我。只是近些年他信仰基督教,我回家他就向我傳授教義,我對此不感興趣,交往就相對少了。聽說,他和同村同齡的朋友也很少打交道。
我私下認為,程樊村激發了我前進的動力,是我走到成都的一個踏板。雖然我在程樊村好像被什么東西壓抑了,也好像害怕自己長大,擔心自己頭頂上再沒有空地方。我走路低著頭,彎著腰像個小老頭一樣,心事重重地走過我在程樊村的生活。但我離開程樊村后,我在不斷的游走中長大了,就這樣漸漸成熟了。
我認為自己很偉大,把兩個原本很陌生的村莊,同時放在我心里的一個地方,讓他們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我也在不經意間寫一些贊美它們的文章。
2016年11月20日于成都家中